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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慧眼看“信任”

2002-04-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鲁西尧 我有话说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是日裔美国学者弗郎西斯·福山的力作,该书于1995年出版以后,赢得了读书界对信任研究前所未有的瞩目,被译成20余种文字,可见本书在信任研究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人张潮在《幽梦影》开卷第一则写道:“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而《信任》可以说是一本四季随时都值得开卷研读的书。

我们可以像古人读经书那样,在冬季寒冷清冽的漫漫长夜,聚精会神,细细品读本书。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信任研究的一本扛鼎之作,而且还因为“信”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国传统的美德,具有伦理道德的经典意义。富山把“信任”作为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准则之一,并且以此为核心概念,构建了全书。该书的第一部分是对信任理念的阐述,作者简要地定义了文化、信任和社会资本的意义,解释信任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以及创建影响经济的健康和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与信任的关系。第二部分描述了四个“家庭主义”的社会,即中国(以港、台为案例)、法国、意大利和韩国等四个低信任度的社会;在这四个社会中,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都是家庭,都缺乏强有力的中介组织,它们要建立超越家庭以外大型企业,都需要政府介入,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促进长久的、全球性的、有竞争力的企业的发展。第三部分深入探讨了日本和德国两个高信任度的社会,它们顺利地产生了许多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大型企业,较早地运用了现代专业的管理,能够在工厂基层建立更加有效率且令人愉悦的工作关系。第四部分讨论了美国是归属于低信任的社会还是高信任的社会,美国人的交往艺术于何时何处产生,为什么现在它衰败了等问题。第五部分对全球社会的未来以及经济生活在更广泛的人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总结。

研读本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弄清“信任”等理念及其与经济繁荣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也夫在给本书写的《序言》中条理清晰地勾勒了这个问题。福山认为,存在着经济资本、人的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三种资本。人的资本指人的技能与知识,社会资本是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去合作的能力,社会资本是从社会或社区中流行的信任中产生的能力。信任则是从一个规矩、诚实、合作的行为组成的社区中产生的一种期待。信任与社会资本不可以从理性的投资决策中获得,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在工作伦理中,最重要的是成分是“社会品德”,是信任、自发性的社会交往能力、团体的凝聚力。自发的社会交往能力对经济生活至关重要,社会交往受到社会中信任度的影响。高信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发性社会交往,造就出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教会、商会、工会、俱乐部、民间慈善团体、民间教育组织,以及其他自愿团体。社会中间组织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缺乏这类中间组织的社会,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了的个人和家庭,惟独缺乏中间组织。而无力营造一般意义的社会中间组织的社会自然也不善于造就非血亲的私营企业。由此推论,信任与经济繁荣便有了不解之缘。例如,高度的信任作为经济关系的附加条件可以减少经济学家所说的事务性成本,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

我们也可以像古人读史书一样,在夏季漫漫的永昼从容读来,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中,体会本书所写的几个国家社会组织的历史变迁和演化。我们可以从各国的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两个维度进行立体交叉的阅读。特别使人感兴趣的是,福山把一些看似相近实则有巨大差距的国家进行比较,结论使人信服。如,他把中国的港台、南韩同日本进行比较,三者尽管都是儒家文化,但中国台湾、香港和改革开放后内地的企业结构,实质是家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对陌生人普遍存在不信任,使中国难以积累庞大的财富,造成了发展大规模企业的社会障碍。南韩尽管有规模很大的企业,但仍然是家庭主义文化,在血亲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所以骨子里仍然是中国式的企业。两者都缺乏强有力的中间组织。日本企业很早就超越家族企业模式,他们喜好自发组织社团的最根本的基础是日本的家庭结构,他们的家元团体、长子继承制、领养规则等与中国和南韩迥然不同。他还把看起来相差甚远实则相似的国家进行比较,我国一般人认为中国和南韩同意大利和法国根本不是同一类型的国家,但福山认为意大利具有儒教成分,法国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两者同样缺乏社会的中间组织,因而同中国和南韩一样,属于家庭主义的低信任度文化。

我们还可以把本书作为子书来读,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欣赏他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极富特色的批判锋芒。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是把自己学科中的假设、命题与术语推广开来,把从自身学科中认识到的人性的一部分视为人性的根本。他们的人性模式是“人类就是理性地追求功利最大化的个人们”;他们认为社会整体的最大好处是通过个人在市场中的自利行为获得的,功利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边沁),他们把舍己助人、隐居山林等非追求功利现象解释为“心理上的快乐”。福山将其命题概括为“人们扩大化他们选中了要去扩大化的东西”,并从逻辑上揭露了其扩展概念是犯了同语重复的错误,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仅解释政治生活是不充分的,而且解释经济生活也是不充分的。”读着这些尖锐而又深刻的批判语言,我们也许会联想到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争鸣的雄辩丰采。

我们同样可以把本书当作诗文集来读,在万象更新、生气盎然的春天,我们更可以体味作者横溢的才气和本书新颖的立论角度。他把信任同现时的热点——经济繁荣结合起来讨论,并将前者视为后者的原因之一。他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惊人之论:他不赞成美国是个人主义范式的说法,认为美国民主经济的成功是个人主义和社区主义双重因素的相反相成。他认为黑人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奴隶制给黑人以致命的打击,使黑人社会完全失去合作能力,无力组织起码的社会群体甚至家庭;他把革命后的俄国农民也归入这一类型,这是高信任度合作和低信任度合作之外的第三个层次。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与制度问题已退居次要地位,“社会资本的保存与积聚将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东亚将是日本与中国的两种对立的经济文化。中国在建立私营大企业时将经历极大的困难,在转变家族企业为现代企业时将面临着比美日更多的问题。中国很难移植日本的“序列模式”,因而必须寻找自己的现代化的组织形式。

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信任”这个问题凸现在我们面前。尽管国人大多意识到跟世界接轨的紧迫性,但对“信任”却表现了冷漠。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信任的饥渴之中?请看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2001年一篇高考作文《赤兔之死》,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效应,然而人们所关注的是文章的文言表达形式和是否抄袭等,而作文话题“诚信”本身的合理内涵却没有为大多数人所重视。另一个例子是播映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时,人们街谈巷议、津津乐道的是帝王的权谋术,是阿哥大臣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情节,很少有人注意康熙愤而撕毁大臣互相攻讦的奏章、褒扬皇太子主动陪大阿哥受罚等情节,而这些情节恰好表现了剧中康熙这个人物看重相互信任的富有人情味的性格特点。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国人对文化价值取向出现了错位,正向鲁迅所说的,本是痈疽,却说“红肿之处,艳如桃花;溃烂之处,美如甘酪”。我们是应该站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高度,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对中华古老的美德予以扬弃,做出合乎时代的解读,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今天的经济繁荣服务。在这样的时候,如果能抽出一点时间读一读《信任》,无疑是会受到许多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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