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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与英雄主义的评说

2002-04-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姚莫诩 我有话说
《英雄无语》,项小米著,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我爷爷”是《英雄无语》中表现的英雄,一个出生入死、战斗在白区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一个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极大牺牲和贡献的老一代革命家。然而,《英雄无语》不是一般的革命斗争的回忆录,也不是单纯讲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惊险故事,它是英雄的后代对前辈英雄一生离奇命运的全面而真实的写照,也是一个现代人对英雄和英雄主义的深层次的反思。因而,在英雄历史的叙事中,作者作为五十年代生人的思考就成为了全书的亮点。

五十年代出生的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有着独特的人生际遇和独特的心路历程。

他们虽没有经历过刀光剑影的战争年代,但却是在和平年代政治英雄主义教育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等等许许多多革命英雄人物,曾牢牢地占据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熟悉英雄们在敌人魔窟中的坚贞不屈和刑场上的大义凛然,也知道了敌人暴戾的老虎凳、辣椒水、竹签子。他们心中有摆脱不尽的英雄崇拜情结和为信仰献身的热情。他们不像他们后时代的人那样可以无所顾忌地躲避崇高,嘲弄政治。

他们此后又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红卫兵,对政治的狂热让他们对自认为的“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很快父辈和同辈的遭遇让他们惊醒和迅速地成熟,政治的惨烈和人性的泯灭为他们的反思提供了真实的现实依据。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文革”,共和国这一巨大的灾难,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再后来,他们在近于而立之年赶上改革开放的潮流,他们得以与世界文明接轨。人的观念、人性的觉醒使他们的思考具有更高的起点和更宽广的视野。不同于老一代人的相对固定的思维定势,也不同于下一代人的几乎空白的吸纳接受,五十年代生人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融合新的思想,形成自己的理念。

因此,《英雄无语》作为五十年代生人对父辈对自身深入思考的文本,作者不仅仅是要张扬共和国无名的英雄,也不是特意要展示英雄的缺陷、以说明善恶统一的人性的复杂性,她要告诉读者的是她对英雄和英雄主义的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她不仅仅是“我爷爷”历史的记录者,“我奶奶”遭遇的讲述者,小说情节的串连者,而且,她还是一个不断成熟的现代思想者。“我”在破译客家人《迁徙诗》的过程中,在追溯父辈的历史中,逐渐理解了“我爷爷”和他所接受的文化传统。

当然,这种理解和思考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小说一开始就具体描写了“我”“头疼”发作时的痛苦,及至小说结尾,在“我”替爷爷安葬了祖先的遗骨之后,折磨了“我”多年的“头疼病”突然好了。这是否包含一种隐喻?生理的疾病痛苦暗示着心理的矛盾纠葛,疾病的解除昭示着思想梳理清楚后的豁然。我认为是的。

“我”作为五十年代生人,一方面“英雄崇拜情结”使自己对“我爷爷”这样的英雄怀着深深的爱恋和敬仰。仔细通读全篇,读者会发现,尽管作者站在“我奶奶”的立场上毫不留情地揭示“我爷爷”的冷酷无情,但字里行间却隐藏着对“我爷爷”的爱。可以这样说,作者对“我奶奶”的爱是热烈的张扬的,而对“我爷爷”的爱则是深沉的潜在的。无论怎样写,作者热爱英雄的情感是摆脱不掉的。无论怎么看,《英雄无语》仍然是一首英雄交响曲。

但是,另一方面,“我”毕竟是经历了世界文明洗礼的现代人,即便是对自己所爱的人,也不得不以理性的目光去审视。在“我爷爷”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政治英雄主义的理念。

政治英雄主义曾经在张扬人的精神、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过去宣传政治英雄主义多,讲人性仁爱少,而且正如真理多向前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一样,如果过分地强调政治英雄主义,则会导致对人性的扭曲,英雄和恶魔有时相距很近。

《英雄无语》中有两个情节让人心痛也引人深思,一是30年代的国民党特务凌辱折磨年轻的女共产党员,二是60年代的红卫兵小将毒打摧残古稀之年的老革命干部,这两件事相隔30年,施暴者来自两个不同的阵营,但是共同点却是明显的,这就是对政治的狂热泯灭了他们的人性,膨胀了他们的兽性和邪恶,他们都从虐待他们的敌人那里得到了快感。因此,对一个现代人来说,他对政治英雄主义应具有理性的精神,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正视现实,在政治与人性的天平上,他应向人性方面倾斜。惟此,社会才算有了真正的文明进步。

其中,生命的意义必须放在首位。在战争年代或非常时期有时需要奋不顾身,即便如此也要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同时对人要常怀恻隐仁爱之心。本书的作者在作品中发问:“一个对自己骨肉亲人都缺乏起码人性的人,你就很可以怀疑他那颗公天下私小我属于人类的大爱之心究竟是真是假,是不是掺了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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