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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高温论中国人的面子观念

2002-04-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顾农 我有话说
鲁迅先生颇留心外国人所写的观察研究中国的书,例如据《马上支日记》1926年7月2日条,可知他购阅了日本人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并就此发了一通议论,其中且涉及美国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一书;7月4日日记继续谈这个问题,又涉及另一美国人威廉士的《中国》一书。到晚年,鲁迅曾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所著之《活中国的姿态》作序。鲁迅说:“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这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思;不过他对某些外国观察家研究家的信口开河甚至胡说八道,也曾给予痛快的驳斥。洋人的话也常常有误,包括对中国说的好话。

非常惭愧,这一类书我读得很少。近日偶然读到一本美国传教士麦高温(?-1922)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为“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小丛书之一种,快读一过,觉得确实有些意思,其中论中国人爱讲面子这一点,尤有启发。

麦氏笔下的中国人乃是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人,那正是一个特别讲究所谓面子的时代。麦高温凭他在中国多年的观察指出,中国人不单自己死要面子,还很顾及他人的面子,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戏剧性的场面。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一个故事,说某处的信徒要赶走一个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传教士,悄悄地到他的上司那里去告状,当他们得知已决定将其人调到别处去以后,却又公开作出种种姿态挽留其人,从而给他一个面子好让他体面地滚蛋。麦高温分析说:

“面子”的观念遍及整个中国,人们总是把它同人类生活之外的许多东西相联系,总是谨慎小心而不使有失尊严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以致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

麦氏认为这体现中国人“古怪奇妙的思想”;但他又说,热衷于“面子”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的幽默和善良,因为他们不仅要保全自己的面子,而且往往顾及他人的面子。麦氏来华多年,对中国人态度很友好,他似乎也已大有顾及中国人面子的意思了。

鲁迅先生曾经专门撰文(《且介亭杂文·说“面子”》)分析面子问题,他说外国人往往认为所谓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而其实“面子”之有无,情况相当复杂,并且富于变化,这里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相反地,如果“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情,就‘有面子’,或曰‘露脸’”。不管中国已经落后到什么地步,清朝皇帝总还是上国天朝的真命天子,即使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得到许多好处的洋人仍是夷蛮、鬼子,而只要皇帝的架子没有丢,守住原先那一条身份的界线,则面子就算保住了。另一种类型是“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阿Q头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别人嘲笑他,他就想:“你还不配……”自己特有的这疤乃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

鲁迅尚未提到为他人保全面子也正是自己有面子的一种表现,但这一条已似乎包括在做了超出脸面线以上之事的类型之中,能顾及他人的面子是难能可贵的,肯这样做的人当然也就露了自己的脸,所以大有面子。事实上这种“古怪奇妙”、争取”有面子”的想法和做法,至今仍然相当活跃。为了顾全自己和他人的面子,人们显得相当忙碌,然而许多是非优劣却因此而变得混沌不明。面子是个好东西,你有我有大家有,连贪官冗官也都有,不让他们“有失尊严”,这与其说是幽默和善良,不如说是糊涂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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