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是33岁的里夏尔·杜恩（R ich ard To u rn）。他还是婴儿时，举家迁居法国，与一个姐姐都是靠当清洁工的母亲独自将他们抚养成人。大学毕业后，他梦想成为一名教师，但一直未能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只得在一所不知名的大学找到一个学监的工作。他性格内向，虽然出身底层，但自视甚高，雄心勃勃，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熟人对他的形容是保守、羞怯，有抱负，一直渴望找到一个值得他奉献一切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他积极参加一些左翼政治团体的活动，成为当地社会党活动中的积极分子，经常旁听市政厅的辩论。但这些政治活动并未给他带来他所希望的“成就”，依然有强烈的挫败感，觉得自己只是盘又脏又烂的剩菜。他曾非常沮丧地对母亲说：“我是个混混儿，而我还跟你住在一起。”对他的杀人，他母亲并不完全出乎意外：“我的儿子经常谈到杀人。死亡是他惟一的出路，但他不希望一个人死，他想杀死尽可能多的人。为了造成一次示威性或游行式的事件，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在给母亲的遗书中，杜恩写道：“我必须为我的生命留下一些印记。我要结束自己毫无价值的生命，同时让其他人为我的失败付出代价。”（《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第14期）据审讯者说，他对人生、社会感到绝望和被排斥，决定留下一个血腥的记录来证实自己的存在。
这桩举世震惊的血案凶手的作案动机，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百三十多年前写的《罪与罚》中的凶手的动机几乎如出一辙！因此，陀氏对人性幽暗面的洞察之深，不能不使人深感震撼。
《罪与罚》的主人公是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因家境贫寒不得不中途辍学，蛰居在租来的破屋中，经常三餐不济，更要为付不起房租发愁，整天想方设法躲避房东。虽然如此，但他并不甘于平庸，而是想有一番作为，成为“伟人”。他认为，人实际被分为“一般的材料”和“特殊的人”这两类，芸芸众生甚至不配称“人”，只是“一般的材料”，是一堆“垃圾”，是一群“虱子”；只有少数伟人才是“人”，是“特殊的人”。这种“特殊的人”不仅不受任何法律、道德规范的限制，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有任意杀人的自由，而且反过来还要由他们来为“一般的材料”制定法律和规则。他坚信对庸众而言，“谁的头脑和精神坚强，谁就是他们的主宰。谁胆大妄为，谁在他们心目中就是对的。谁藐视的东西越多，谁就是他们的立法者，谁胆大包天，谁就最正确。从来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但伟人并不是天生的，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伟人，因为“权力只给予那种敢于弯下腰去把它拾起来的人。这里只需要一点，就这一点：只消有胆量！”（《罪与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7页）
但无情的现实是，他只是一只“虱子”。为此，他长期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人是不是虱子？经过一番沉思之后，他的答案是“人当然不是虱子，然而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且干脆什么问题也不想的人，人就是虱子……”（第518页）于是，他进一步“想弄清楚，快些弄清楚，我跟大家一样是虱子呢，还是人？我能不能跨过障碍？我敢不敢弯下腰去拾取权力，我是个发抖的畜生呢，还是我有权……”（第519页）他意识到，自己虽然现在也只是一只“虱子”，但只要有勇气“弯下腰去拾取权力”就可以摆脱“虱子”的命运，证明自己作为真正的人的存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想试一试自己究竟有没有这种勇气，决定制造血案，用杀死一只“虱子”的方法来证明自己不是“虱子”。但他还是想把这件事做得尽可能“公正”、证明动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一己的私欲，而是还有一个崇高美好的目的，经过反复权衡、估量，他决定从所有的“虱子”中找最最无用、甚至有害的一只。终于，他举起斧头砍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为了灭口又杀死了这个老太婆的妹妹。虽然种种偶然原因使他安全逃离现场，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他立即又陷入良心的“惩罚”之中。毕竟，对自己行凶的“合理性”他不能没有丝毫怀疑，当他爱上了笃信宗教、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的索尼娅后，这种怀疑就越来越强烈，内心善恶这两种力量的斗争越来越激烈。陀氏以“心灵雕刻大师”的笔法，在这种心灵冲突的展开中，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
索尼娅从宗教出发，认为无论什么原因，杀人都是不对的，任何杀人的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但拉斯柯尼科夫却认为“我不过杀死了一只虱子”，而且是“一只毫无用处的、可恶的、有害的虱子”。（第515页）他认为像拿破仑这样的人杀人无数，却被当作伟人供奉起来，人们还给他树碑立传，由此可见这种人实际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他总是设想，如果拿破仑处在他的情况下会怎么办，如果拿破仑面前的只是这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他一定也会杀死她。他进一步认为，那个老太婆是吸穷人血的吸血鬼，杀了她，就是有四十桩罪孽也应该被赦免。对拉斯柯尼科夫这种类型，陀氏作了鞭辟入里的“病理”分析：“他以前曾有无数次准备为一个理想、一个希望，甚至为一个幻想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于他来说，仅仅活下去永远是不够的；他总希望有更大的生活目的。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愿望而产生的力量，才使他认为他与别人不同，他应该享有更多的权利。”（第671页）如前所述，里夏尔·杜恩也是一直渴望找到一个值得他奉献一切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们不惜毁灭自己，更不惜毁灭别人；一旦目标破灭或根本寻找不到目标时，他们亦不惜诉诸种种极端手段，即向公认的是非标准、公认的禁忌挑战，用罪恶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当索尼娅向拉斯柯尼科夫指出杀人有罪时，他激烈地为自己辩护：“在世界上，现在杀人，过去也杀人，血像瀑布一样的流，像香槟一样的流，为了这，有人在神殿里被戴上桂冠，以后又被称做人类的恩主。”（第641页）他的论点，与中国传统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颇为类似。甚至当他已被宗教感化，到警察局投案自首被判流放服苦役后，仍不能完全心服口服，依然以这种“成王败寇”的理论在内心为自己辩解：“为什么他们觉得我是胡作非为呢？”“因为它是暴行吗？暴行这词是什么意思呢？我问心无愧。当然，犯了刑事罪；当然，犯了法，杀了人，那你们就依法砍掉我的脑袋……不就得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许多不是继承政权而是自己夺取政权的人类的恩主们，在他们事业的开端就应该被处死了。但是那些人成功了，因此他们是对的；而我呢，失败了，所以我没有权利迈出这一步。”陀氏接着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只有在这一点上，他才承认他有罪：他失败了，并且去自首了。”（第672页）
平心而论，他的理论并非全无根据，而“成王败寇”事实上也确是根深蒂固的主流史观，这使他的理论似乎更有力量。对此，陀氏只能借宗教来消解。小说的最后，拉斯柯尼科夫在索尼娅的爱的感召下突然顿悟：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抛到她的脚下，抱着她的膝头失声痛哭，“这是怎么发生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脸上泛出新生的曙光，“爱，使他们复活了，一个人的心里装着滋润另一个人的心田的取之不尽的生命的源泉。”（第678页）此刻，他手捧索尼娅早就送给他、但他一直未读的福音书，向自己问道：“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应当成为我的信仰吗？至少她的感情，她的追求……”（第679页）爱与宗教，使他彻底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人性开始在他身上回归，他决心通过受难使自己获得新生。
当然，宗教是有力的；但同时又是无力的，一百三十余年后的这桩巴黎血案就是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