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宋两先生都提到了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名言。这是当代学人谙熟且认同的科学游戏规则。但实践起来却南其辕北其辙了。宋先生便因对朱德熙《语法讲义》“献疑”而遭到指责，认为他不该写杂志也不该发这样的文章。宋先生感到困惑。其实，宋先生之“惑”，惑在事理上：他之所为，正是繁荣学术之“应当”啊！问题是咱中国人办事情，光讲“事理”不行，还要讲“情理”，而且“情理”往往大于“事理”。宋先生之“错”，是错在情理“不应当”上：他违反了咱老祖宗定下的面子法则。
面子法则虽不见经典，却内承圣人礼道，外依世俗传统，天天都在指导着我们行动。譬如亚氏“原则”，经面子法则一擦写就变成“吾爱真理，更爱吾师，吾师就是真理。”这后一“真理”，就是师道尊严的“真理”。因此，恩师是批评不得的。同理，依圣人古训：下为上隐，直在其中，所以，权威也是批评不得的。否则，你若让权威在学理上丢了面子，你自己便在情理上丢了面子。而且，你批评得越深刻，你面子丢得越大。宋先生被指责应算是“罪有应得”了。那么，让权威批评权威是否行得通呢？结论更是否定的。因为彼此皆权威，大家更应恪守传统美德，而像“宽恕”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无时无刻不在教导人们：一定要互给面子！因此，面子法则惟一允许的就是老鹰捉小鸡式的批评了，但它又很丢权威的面子。于是，大家便只有在和谐氛围中根据合和原则批捧与自我批捧了，泡沫学术便在彼此吹捧声中疯长着。
这就是面子的负面效用。对此，宋先生已有认识和批判。但当他希望大家以繁荣学术为重，不要“斤斤于个人面子”时，我便感到宋先生还不懂得这面子法则的厉害。面子所以是国粹，就在于它不是西方体面，并非单数存在。当年克林顿丑闻闹成那样，美国人并不感到丢自己的面子，老克照样享有法律赋予他的总统权力。若放我们这里会怎样呢？看一下王铭铭个案就很清楚了。它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就因为背后有太多的面子因素，包括想维护或想丢北大面子的因素。德国教授马特斯说得好，中国人的面子“不是根据个人及其行为环境来划定的，而是顺沿个人所归属的那个社会圈子的边界”确定的。换句话说，中国人凡能扯上情缘关系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等等，都被同一“面子”罩住，每个人都只有争面子、互给面子的义务，却没有丢自己或他人面子的权力。因为你丢自己的面子，同时也是你恩师、你校友的面子；你丢对方的面子，同时也是对方恩师、校友的面子。而双方的面子一旦都搞丢了，那问题就严重大了。
因为面子不仅是中国人脸上的“光彩”，它还是圈子中彼此“面对”的“面具”（易中天语）。丢了面子，彼此便无颜以对了。而情缘关系又是无穷扩大的，只要属同一学科的，大家便都能扯上关系。你这里不计较面子进行了批评，你的导师却无法再面对被你批评的对象了。而这一对象，或他的师兄、师叔乃至师姑夫又可能身居学术关系网的要害部位，评博士点，搞论文答辩，申报国家课题等等都要指靠他呢！所以，即便你得罪得起，你的导师你的学校也得罪不起！可见黄先生朋友所说“纠谬与商榷之文，实不易为，亦不便为”，乃深知此种三昧之言。批评事小，面子事大，提笔前不仅要“斤斤计较”，还要“两两计较”才成！当然，假如你这一方已做好与对方交恶——撕破面子的准备，那就另当别论了。国人的面子极为脆弱，一旦撕破，便会结仇到永远，形成某派与某派、某人与某人的永久对立，这有近年来围绕“读书”奖和股市的争论为证。问题是这种摆脱了面子的批评，又往往夹杂着人身攻击或政治上纲，演变成非学术的酷评。酷评，同样无益于学术的繁荣。
其上这些道理，笔者也是从实践中悟出的。这几年，我写过一些批评权威或名人的文章。我的动机，就是要防止谬论因口出有名而蔓延开去蒙蔽无知，并不考虑其它。文章发表后，学界有朋友夸赞一番后，坦言相告：“老杨，这文章只有你写最合适。”我这心里还没来得及骄傲呢，就迅即醒悟了。原来不是拙文如何锦绣，而是别人不想下笔。惟老夫我上无恩师，下无爱徒，且系文化边城一闲散学人，没啥“面子”可虑，所以才特适合干这营生。如此想想明白之后，便不禁悲从中来：这正是眼下学界之不幸啊！所以对大家之敬佩胡适蔡元培、怀念50年代学风，我非常理解。但胡适的勇气与蔡元培雅量，都不纯属个人品质，而是时代使然。“五四”前后，中国进步文人自觉挣脱礼教束缚，所有传统规则都暂时失效了。20世纪中国文化巨匠，大都诞生在那个时期，并非偶然。上世纪50年代，革命法则统辖一切，学术争鸣虽受政治干扰，却无面子障碍。李泽厚参加美学争论时，不过一毛头小伙，却自成一家，且余泽至今。但今天，倡仁兴儒、中学西送的舆论正盛，谁要想摆脱面子法则，可谓难矣哉！当然，游戏规则总是可变的，但那需要一种大智慧、大力量。如果想靠某种舆论倡导就改变现状，则只能是一种学术幻想——诚如袁先生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