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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本报记者冒雨在北京周昆玉寓所找到了老人。 侯艺兵 摄 |
●我按照所得线索直奔沈阳，几经周折终于找到据说是速记员的章炎。接下来我便顺藤摸瓜，请他提供线索。返到北京，我急与周昆玉取得了联系，果然，她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速记员。 ●毛泽东的乡音较重，开始听不懂，不好记，后来听熟了，觉得挺有节奏感。张鼎丞的福建话实在不好懂。谢觉哉的湖南话也不好听懂。 ●徐特立说：培养一个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容易，培养一个速记员难。 ●毛泽东对速记员的工作很关心，每次大会，总是让速记员的座位离报告人近些，以便她们听清易记。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事先没有写出讲稿，手头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依据这份“提纲”，他自由、生动而又深刻地阐述了革命文艺运动的根本方向及有关的具体问题。会议设了一个速记组，详细地记下了毛泽东的讲话全文和每个人的发言。从版本学的角度说，这个速记稿应该算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第一个版本。遗憾的是，这个珍贵的记录稿没有保存下来。
延安时期没有现代化的录音、录像设备，重要会议的讲话都是靠专职速记员记录保留下来的，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也是如此。这个情况我最早是从何其芳师那里得知的。
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这个研究班是受中宣部委托、经高教部批准，由文研所与人大合办的，文研所所长何其芳兼任班主任。在一次讲课中，他动情地谈到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聆听毛泽东讲话的情景，并说有速记员做记录。当时我只是想，延安时期太艰苦了，而对于速记员之事并未多想。
毛泽东逝世后，何其芳用他那炽烈的诗人情感，写了一篇回忆与毛泽东交往的长篇文章，名曰《毛泽东之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部分，他又提到有速记员作记录的事。
后来，我在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延安文艺的过程中，访问延安文艺座谈会速记员的愿望，逐渐强烈起来。但是，当年速记员，今日在何方？为此，我从1978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寻找速记员的征程。我先后在北京、上海、西安、长春、石家庄，以各种方式打问过丁玲、舒群、何其芳、严文井、刘白羽、吴印咸、钟敬之、金紫光、胡采、姚时晓、公木、张鲁等10多位出席过座谈会的老延安，但都没有找到关于速记员的线索。我带着“速记员情结”，踏破铁鞋，在祖国大地上通过各种机会苦苦寻找着。
1992年5月，我在大庆参加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学术会时，又遍问先辈与许多同行关于速记员之事，仍无结果。但在会议结束前的一个清晨散步时，我又与一个陌生的同行提到速记员问题，没想到他竟脱口说他知道，但又说没有访问过此人。我高兴地跳起来，多年的苦苦寻求终于有了结果。
会毕，我按照所得线索直奔沈阳，几经周折终于找到据说是速记员的章炎。他听了我的访意后，摇头说：“我在延安当过速记员，那是在1942年以后，没有作过文艺座谈会的记录。”我又一次陷入失望之中。接下来我便顺藤摸瓜，请他提供线索。他略作沉思后有把握地说：“你到北京找周昆玉，她那段时间在延安做速记工作。”并告知了周的工作单位。
返到北京，我急与周昆玉取得了联系，果然，她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速记员。我在电话中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因急需回单位，遂约定日趋访。
至此，寻找速记员的路程才算到达终点。以后就是访问了。
访问周昆玉的事，因故拖到第二年才进行。我趁进京修定《延安文艺史》的机会，于1993年6月25日上午，如约来到她家里。周住清华大学内一套普普通通三室一厅的房子，室内整洁，陈设简朴，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和装饰。她头发花白，身高约1米60，穿着朴素，看上去有些瘦弱，但精神健旺。交谈时思路清晰，娓娓道来，实实在在，没有一句夸张或情绪化的语言。这位“老延安”，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朴实，可敬。
她给我斟了一杯茶，访问便正式开始。
周昆玉先谈了自己的概况。她是河南息县人，1920年出生，先在信阳、洛阳读书，后到北京私立中学上学，并加入民先队。“七七”抗战开始后，回到开封女一中读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暑假，由兄长帮助联系，持地下党的介绍信，经西安来到延安。初在陕公学习，后转青训班。由中央青委派送学习速记，1939年分配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从此做起速记员工作。1947年随中央来到西柏坡，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的速记工作。1949年进京后，仍在中办秘书处工作，但已不做速记，而是改做政工。1958年后，调清华大学做政治工作，1980年从纪委副书记的岗位上离休。现在身体状况欠佳，但她心态平和，每天坚持晨练，做气功。生有二女，每家三口，晚年虽单身，但晚辈对她关怀备至，所以感到幸福愉快。
我请周昆玉介绍一下速记工作的经历。她说：速记是一种用特别简单的记音符号和词语缩写符号迅速记录语言的方法。符号的设计，各家不同。在延安采用的是汪怡式速记法。速记记录，须尽快由速记者翻译整理，转为普通文字，否则日后难以理解。当时，没有录音，只能靠速记。速记培训由张重、武承宗总负责教授，要求每分钟能记下200字。1939年中央办公厅成立速记股，有5、6人，多时10多人，七大前发展到15人。
遇有任务，便派几位速记员去记录。一般是两人一班儿，记半小时换一次，以便赶快整理成文稿，会后两稿合成一份较完整、准确的稿子，速记稿不保留，因为别人看不懂。如果是毛泽东讲话，稿子翻译整理出来以后，先由速记股交中办秘书长王若飞，再经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交给他本人。毛泽东的乡音较重，开始听不懂，不好记，后来听熟了，觉得挺有节奏感。张鼎丞的福建话实在不好懂。谢觉哉的湖南话也不好听懂。
中央对速记工作很重视，并高度评价。担任过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曾说：速记为党积累了一大批文件和理论，不记下，哪有这些东西。领导没有时间写，讲了，就靠速记员帮助整理，你们是无名英雄。徐特立说：培养一个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容易，培养一个速记员难。那时重要会议都有速记，甚至讨论、座谈，以及各根据地汇报工作都安排速记。
速记工作往往遇到许多困难，主要是理论、知识和语言方面，如历史、军事、文艺、古文等都可能碰到听不懂、记不下的情况。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如记不下来，事后不可能再问。所以，领导要求速记员加强学习。此外，对保密、纪律方面的要求也很严。
当谈到与毛泽东的接触和印象时，周昆玉露出了幸福的笑意。显然，她的心又回到风华正茂的年代。她说：速记员见毛泽东的机会较多，交谈却不很多。她们也住在杨家岭，与毛泽东的窑洞相距不远，经常可以见到他。时间久了，与领袖总有些接触，毛泽东对速记员的工作很关心，每次大会，总是让速记员的座位离报告人近些，以便她们听清易记。一次，在中央大礼堂跳舞时，毛泽东边跳边对周昆玉说：你们是做豆芽菜（指速记符号）工作的，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创造速记符号的汪怡有功劳，他做了好事。你们用它为党做了好事，要谢谢你们喽！周昆玉她们遇到毛泽东都互相打招呼。一天傍晚，她们跟在毛泽东后边散步，见毛泽东忽然停下来，对一位同志的幼儿横着趔趄学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看了一会，他对周昆玉她们说：你们看，这个孩子学步是横着走，像一只螃蟹。大概我们的祖先从动物分化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学步吧。毛泽东还指示李富春、杨尚昆等中办负责同志，让速记员吃好睡够，有充沛的精力作速记。毛泽东与大家开会时吃大灶，常见他端着自己的一份好菜，如炒鸡蛋之类，拨给周昆玉她们吃，还佯说自己吃饱了。后来她们一见毛泽东端着盘子走来，便捂住自己的碗。春秋时节，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杨家岭沟底耕作的身影。
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周昆玉说：大约1940年前，延安文艺是好的，健康，向上，鼓舞人心。之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多了，这本来是好事。但旧思想还没有转变，对新环境不适应，产生了许多矛盾。于是，牢骚满腹，怪话连篇，有些作品情绪不健康。《轻骑队》大型壁报，攻击或影射同志，引来许多人围观，演“大戏”成风。这对革命不利，毛泽东开始抓文艺界的问题，在1942年5月2日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会议是在杨家岭一个饭厅兼会议室召开的，出席的有百人左右，领导派我们四位同志做速记。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事先没有写出讲稿，手头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依据这份“提纲”，他自由、生动而又深刻地阐述了革命文艺运动的根本方向及有关的具体问题。会议设了一个速记组，详细地记下了毛泽东的讲话全文和每个人的发言。从版本学的角度说，这个速记稿应该算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第一个版本。遗憾的是，这个珍贵的记录稿没有保存下来。
后来，经过一年多的实际检验、听取意见和再三斟酌，毛泽东才将讲话的速记稿让秘书胡乔木帮助整理了一遍，他自己又修改几遍，于1943年10月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
当时毛泽东虽然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但他侃侃而谈，常引得人们大笑。三次大会，包括毛泽东、朱德的讲话，每个同志的发言、争论，都做了速记。记得开幕那天，毛泽东与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他在讲话中说：革命军队有朱总司令，革命文化有鲁（迅）总司令。要文武互相配合。有一个作家发言时，大讲文艺定义，时间很长，大家有些不耐烦，毛泽东却专心地听着，还随时记下一些什么。有一个作家说要做世界第一，这时毛泽东笑了。一个剧团的负责人（指柯仲平）讲，群众喜欢看他们演的《小放牛》，送了许多鸡蛋、花生。毛泽东带头鼓掌，并说：要好好为群众服务，不然就吃不上鸡蛋了。但也不能光演《小放牛》，要提高，不然也就没有鸡蛋吃了。在大会期间的饭桌上，作家们还在争论。胡乔木与一个作家争论得比较激烈。第二次大会讨论，争论很大，但具体内容不记得了。最后一次会议是5月23日，下午，毛泽东与全体与会人员在会议室前的广场上合影，晚上，毛泽东作了结论。所以，现在把这一天作为纪念讲话的日子。
文艺座谈会后，延安文艺气象一新。1943年成立了杨家岭机关秧歌队，中央秘书处、政研室、统战部、宣传部等部门的同志都跳秧歌。周昆玉也是经常跳得心花怒放，斗志昂扬。连毛泽东也哼起了秧歌的锣鼓点儿：锵嘭锵，齐嘭锵……。
谈到这里，我抬头望见壁钟的时针已指向十一点一刻，不觉间我们已谈了近3个小时。此时，她的女儿下班回来，她们热情地要留我吃饭，我谢绝告辞，周昆玉送我下楼。在门口，我对她说：“谢谢你给我谈了那么多重要而珍贵的情况，也了却了我十多年的一个心愿。可惜我不会速记，否则记下得会更多。”她笑着说：“时代发展了，现在录音比速记更先进。”这时，我才想到，怎么没有带录音机来访问呢？
祝愿周昆玉老人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