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俗学，如果从1921年北京大学刘半农教授创立歌谣征集处，收集散佚于民间的民俗事象算起，已有80个年头了。与国际民俗学研究相比，中国民俗学起步较晚，在研究方法上受西方及东亚日本学者的影响较大，但是，中国悠久灿烂的多民族民间文化吸引了大量的民俗学人投身其中，开始了中国民俗学荜路蓝缕的学术征程，以娄子匡、顾颉刚、钟敬文等为核心的第一代学术代表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的繁荣局面。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民俗学与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并列，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了真正的学科地位。一门学科的确立和发展的标志，主要在于其资料的积累和研究成果如何。回首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在百花争艳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当中，大多采用了多民族民俗现象的单纯描写介绍的方法，很难找到一部把多民族的风俗事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深刻剖析的理论著作。世纪之交，《民俗学原理》的出版，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堪称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的新的里程碑。
民俗学在150多年前创立之初，就具有了“民族民俗学”的内涵界定。至今，德国、俄罗斯、日本及东欧诸国的民俗学界仍把“民族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看作同一学科，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俗学一直沦为“民族学”、“人类学”的附庸，为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视角或文本依据。民俗学始终没有确立自己名正言顺的学科地位。在研究方法上，百多年来，民俗学科在国际上一直沿用西方的“文明人”调查研究“野蛮民族”的基本理论知识，对许多民族的风俗习俗采取了猎奇的搜集并给以理论上的曲解和歧视。因此，从基本理论上界定民俗学学科性质就成为国际民俗学发展的当务之急。年届古稀的乌丙安先生以近47年的多民族民俗调查研究和专业教学为基础，对国际国内民俗学的严重缺欠和弱点进行了学术反思，正面论述了多民族民俗养成的科学历程。积极倡导通过多民族风俗的调查研究，探究各民族俗民群体及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而透析传统风俗习惯在各民族中的负载状况及古老的习俗制度对各民族的控制，提出宏扬优秀民俗文化和摒弃落后风习的理论原则。作者从国际民俗学界争论不一的“民”入手，对近百年来的观点及由此形成的流派进行了公开的对话与论辩。作者指出，民俗的主体是人，是民俗养成中的群体和个体，只有习俗化了的俗民个体和俗民群体才构成了民俗的“主体”位置。民俗学的研究理应以研究这个民俗的“主体”为中心，即以研究习俗化了的俗民个体与俗民群体为对象。对一切民俗事象的调查研究，都应当服从于研究这个“主体”，而不是只见“俗”而不见“民”。民俗学的“主体”研究，应当是21世纪民俗学充分展现人文精神的重大课题。这些精辟的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民俗学界将“民”视为“劳动人民”“劳动大众”“民众”“人民”等模糊概念的争议，为民俗学学科勾勒出基础的理论框架。
与以往出版的同类书籍过多地转述国际学术资料，即使是研究本国的民族风俗，也往往是对单一民族风俗事象的描述分析相比，本书全面综合运用了我国多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典型实例，科学论证了民俗构成、民俗养成、民俗控制、民俗符号、民俗传承等重大理论，充分论证了我国多民族民俗多姿多彩的形态及民族理论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作者采用了第一手的对我国56个民族的民俗调查资料作为有力的论据，从而使原创理论有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在理论研究与调查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全新的科学之路。本书涉及了满族、蒙古族、藏族、苗族、傣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布朗族、傈僳族、景颇族、壮族等多民族民俗实证152处，使全书理论有了无可辩驳的学术权威性。
和所有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一样，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民俗学研究无论走到何时都应当肩负起关注民众日常生活状况这一重任。可以肯定地说，本书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社会效益。纵观本书，作者不仅对各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给予特别关注，更重要的还有对各民族传统习俗中的控制性特征进行了深刻解剖，揭示了许多古老惯习对民族发展进步的束缚，从而论证了移风易俗的迫切重要性。特别是民俗主体论原理、民俗控制性原理，对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及指导民族政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革除陋习恶俗，发扬优秀民俗文化的实践中，本书具有重大的、严肃的民族自强自律、振奋精神的作用，是一部指导各民族建设精神文明的十分精辟的科学论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