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我与曾翻译卢梭《社会契约论》、康德《历史理性批判》的何兆武教授以及其他学者讨论了《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的编写工作。他们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对其研究已是著述颇丰，同时也感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对于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也应重视，这有助于开阔人们的眼光。于是，他们用了整整四年的“磨剑”之功和笔耕之劳，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推出了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
对思想史与思潮史的联系与区别问题，早在1920年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时已有初探，他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梁氏此言对思想潮流的形象描述确实有启发作用。《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的作者也认为，思想一旦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之上，它就赋予历史以生命和生机，于是就有了文明史，正是因为有了思想，人类文明才有可能而且确实是在不断地进步和创新。同时，一个时代的思想活动，总是会表现为诸多方面，但在诸多方面之中，我们又往往发现有某种或某些总的趋势或倾向，可以称之为潮流或主流的思想，也就是要把各个不同的文化综合为一个整体，就必须有一种思想上的凝聚力，当这种凝聚力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时，我们就称之为思潮。这部书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包括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思潮、近代自然科学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思潮、革命与保守思潮、实证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的西方近代社会思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于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也许会有不少人望文生意，其实它们是有着同时代发展相关联的自身内涵的。该书的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引述不同学者的观点来说明问题的实质，从而突出了取材广泛而深厚的特点。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文艺复兴的精神不是复古，而是创新；瑞士学者布克哈特指出，文艺复兴标志着欧洲近代文化的新开端。当然也有西方学者把文艺复兴只从字面上理解为“再生”，并且否定它是欧洲近代社会的开端。同样，在有关怎样看待人文主义时也是如此，只有通过综合分析和研究，才会找到把人文主义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思潮的依据，该书把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思潮作为第一章来写，就已经说明了这一思潮开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之先河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与人文主义思潮结伴而行的是近代自然科学思潮的兴起。诚如该书所指出的，15～16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和自然科学思潮，是现代理性发扬光大的伟大开端。书中对以哥白尼革命为标志所掀起的科学思潮的论述，对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阐述，对霍布斯与洛克的知识始于感觉经验的分析，对牛顿的实验与数学的完美结合的评述以及对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等人科学思想特质的阐述，并把科学思潮与科学大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进而点明了近代自然科学思潮的重要价值。
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相关联的是自由主义思潮、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思潮、革命与保守思潮，该书以三章的内容结合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以及革命过程的曲折迂回，对其作了扎实的研究。其中，有关革命与保守思潮的对比研究，既在革命思潮中展示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思想内蕴，分析了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的历史地位，也在关于保守思潮中重点论述了英国保守主义者柏克为反对法国大革命所写的《法国革命论》的思想内容，分析保守主义思想家的特点。当然，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制并未因为来自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这位思想家的指责而改变其政体。此外，书中还就在法英两国兴起的一种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流派——实证主义思潮作了阐述。
该书还对作为19世纪主流政治思想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应当怎样对待西方的文化与西方的思潮，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中国自近代以来，面对“西学东渐”，曾出现过或者“中体西用”、或者“全盘西化”等主张，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对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对西方文化借鉴其长处而不能照搬，现代的人们大多已具备了这样的文化观。因此，对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有必要分清哪些成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和汲取；哪些是属于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又有哪些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是应当予以批判和扬弃的，这正是我们在了解和审视西方近代社会思潮时应当抱有的正确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