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我在《人民音乐》2000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篇幅较长的音乐书评——《评〈歌曲旋律100年〉》，没料到2001年第12期《音乐世界》我的名字和文章又一次出现了，但我并没有一稿两投呀。这消息是朋友辗转从四川－广西－江苏昆山－我（江苏太仓）这样传过来的，并给我寄来了复印件证实此事。我于是去信四川（《音乐世界》所在地）询问此事，书信答复是有的，云“系转载，寄上转载费50元”，别无他言。我想谁都知道这种事的发生、处理是不应该、不妥当的，为什么不事先告知我和原发刊物呢，为什么不注明“转载”字样呢，为什么当我查问时没有任何表示歉意的语言呢，为什么4000多字的学术性文章只有50元报酬呢？我猜想编者的舌头根下压着一句话——转载是抬举你你还想怎么的？
一件事：我从《中华读书报》的专家荐书专栏中知道，南开大学出版社出了《中国青年》杂志社编的《潘晓讨论》一书，我想起20多年前我也曾动笔参加过讨论，不知我的短文有没有收进去？于是我请在苏州大学的我以前的学生从图书馆查找，果然证实此书收有我的短文！我再去信去电该社追问，耽搁十数日后答复说已转该书编者，按合同此事应由编者负责。又有一段时日后，《中国青年》寄来32元稿费，又若干天后寄来该书一册，再无多余的繁文缛节。我想我去信时言辞非常客气，说到时隔多年可能编书时与原作者联系困难；现在我找上门来了总该以礼相待吧。谁知人家根本不领你的情，懒得与你说话，尽管有些话本该是他说在前头的。我不知道这些刊物或编者何以能如此摆出一副店大欺客的架势来？
半件事：本乡邑一位文友在省城出版社出了本长篇小说，政府有关机构联合省城相关文化部门在省城召开了研讨会，少不了有媒体人士露面。不少知名作家、评论家在会上即席发言，挥洒自如，我们一干应邀捧场的地方人士自然是诚惶诚恐地事先写就发言稿。不料省报一位身居中层领导的女士以记者名义发稿，消息中赫然一段概括主题的文字，正是节选自本人在会上散发的发言文稿！有什么好说的呢，记者这样组织文字、采集新闻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无可指责。（也因此我把此事算做半件事）。我读报后以中性的措辞致信于她，沟通如此事实，她以“沉默是金”来回答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