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的逻辑是：第一，如果选择中文或历史系，那就没有机会再念更多的数学、物理和天文了；而这些学问如果没有老师教，自学是很难的。虽说自习文史也不易，但作为业余爱好，也许比自学数理和天文好办些。第二，假如首选数学系，那就没人教我天文了；反之，如果我选择天文学，那倒仍然和数学关系密切。结果，我以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为第一志愿被录取。后来，数天系分成数学、天文两个系，我如愿以偿到了天文系。
大学时代的物质生活很清苦，家境维艰想要多买点书就更不容易。记得1963年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南京市中山东路新华书店见到贺敬之的新作长诗《雷锋之歌》，觉得它既优美、又感人，心中十分喜欢，但口袋里就是没有这两毛钱的买书钱。结果，我硬是站在书店里读完了它，营业员同志居然十分大度地容忍了我这位读者。
没钱买书，可以到校图书馆去读、去借、去抄。在那个宝库里，有着读之不尽的五花八门的藏书，我先后全文抄录了任继愈先生的《老子今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馆出版的秘本兵法《三十六计》、闻一多先生的《怎样读九歌》，乃至《白香词谱》、《千家诗》、《胡笳十八拍》、《孙子兵法》等等。有一次在阅览室里，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偶尔看见我旁边放着天文、数学书，却在起劲地抄写上述这些东西，不禁问道：“你是哪个系的？”当年的这些“手抄本”，有不少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图书馆真是好地方。有一次期末考试刚结束，大家准备打道回府，有同学看我兴冲冲地不知要往哪儿跑，便好奇地问我干什么。我说：“到图书馆去看书！”原来，当时我们的教学计划中没有广义相对论这门课，我想趁放假赶快读完它。何况，这时去图书馆就不用“抢座位”啦。
抄书助人博览强记。犹忆大学四年级时我写了一篇板报文章，介绍系主任戴文赛教授关于“宇观”概念的论述。有一位老师看了，问我是从哪儿弄来的材料。我告诉他，《哲学研究》1962年第4期有戴先生本人的文章“宇观的物质过程”，我仿佛只是做了一篇读书笔记。
除了阅读，当年在母校还经常可以听到精彩的课外讲座，其乐趣可谓难以言状。例如，我特别喜欢中文系吴新雷老师的讲座。那时吴老师还很年轻，一副斯文相。他讲宋词、元曲，或携笛或持箫，连说带奏，情趣十足。他教唱姜夔的《疏影》、《暗香》，令来自全校各系的学子流连忘返；他连讲解带比划，把《长生殿》中的“下金堂，笼灯就月细端详，庭花不及娇模样……”演绎得惟妙惟肖。后来，吴先生又成了著名的红学家。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当时的课程安排极为死板，根本不允许去听非规定的课。天文系五年学制，三年级时分专业，我分在天体物理专业。由于我对数学依然感情深厚，所以便斗胆混在天体力学专业的同学中，去“偷听”实变函数论的课。这门课相当难讲，但老师就是讲得精彩。我正听得暗自称妙，却不料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就被主讲老师赶了出来！对于这类“目无校纪”的行为，老师执法是很严格、也很严厉的。我还记得在我们必修的电动力学课上，也有偷听的学生被老师轰出去的。
时代进步了，当初种种尴尬的光景如今早已不再，可回想起来却依然使人感觉温馨、香甜而陶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