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逐渐盛行，模仿西方大学兴办新学成为维新派培养维新人才进行社会改良的主要活动。民国以前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仅有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4所。
大学对教科书的需要直接促进了大学出版的产生。南洋公学译书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和编书处、山西大学堂译书院都是近代大学出版机构。1898年开始的南洋公学译书院是成立最早的大学出版机构。
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也有出版机构存在，但都比南洋公学译书院稍晚。因此，南洋公学译书院是中国近代大学出版的开端。
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是盛宣怀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分为上、中、外、师范四院，上院属于大学本科性质。为了解决图书资料和教学用书的匮乏问题，设立译书机构显得尤为重要。盛宣怀认为兴学乃?自强之急图?，而?译书尤为兴学之基础?。在《南洋公学章程》的第七章第二节记有：“师范院及中上两院学生，本有翻译课程，另设译书院一所，选诸生之有学识而能文者，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陆续刊行。”于是在1898年初，他奏请朝廷在南洋公学创办译书院，并设译书院于虹口，聘请多名日籍顾问，翻译日文著作。
1899年3月，“李鸿章向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推荐先生。盛公因译书院缺乏熟悉西文、精通译印事宜之人主持其事，爰通过南洋公学总理何嗣昆（梅生）聘先生为译书院院长。”4月张元济正式就任译书院院长。当年秋天，译书院迁到提篮桥。①《南洋公学译书院试办章程》第一条言：“公学课程专重政治，本院译书同斯宗旨，凡兵事法律理财等门尤为先务。”于是，张元济任职译书院以后立即着手筹划翻译现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法律、商务等方面的著作。到1901年7月盛宣怀向朝廷奏报译书成果时，译书院已经出书14种，有关兵政者12种，教案商务者各1种，另有15种都已译成，已准备付印。“越二年（1903年），南洋公学呈请上海道台袁树勋立案保护版权之书目中，共列54种译书书名。”②严复是维新时期最重要的翻译家，也是张元济从事出版活动最重要的作者源。就是从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开始，他与严复合作出版西方学术名著的工作也开始了。在张元济正式就任译书院院长的前一个月内，他几次写信给严复询问有关译书问题，并请严复当译书院总校，推荐适当的翻译人员，还计划出版英国人宓克著、由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一书（该年出版）。1901至1902年南洋公学译书院首次陆续出齐严复的《原富》，在当时影响颇大，梁启超曾撰文推荐。后来张元济入主商务，严复译著的出版也就移至商务。这以后才有了商务出版的著名的“严复八译”。
1900年，南洋公学译书院招收学生120名，附属该院肄业日本文。1901年隶属于译书院的东文学堂开办，聘任两位日本人为教习，当年招收了40名学生，主要学习日文，以培养留学生和日文翻译。
1901年初，张元济兼任南洋公学代总理（即代理校长）。8月，张元济辞掉总理之职，继续专任译书院院长。
南洋公学译书院前后存在了4年，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至少50多种（即前面提到要求版权保护的54种译书），这些翻译作品和译书院培养的翻译人才对维新派的思想启蒙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是值得称道的。另外需要说明一下的是，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自编的《蒙学课本》三编可以算是第一本带有近代意味的自编教科书。
从1899年开始，因为“商务承印南洋公学的印件”，张元济已经与商务印书馆有了来往。1901年，他入股商务，并参加部分出版计划。1902年初，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之职，应商务总经理夏瑞芳之邀，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并相约“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此，他把以出版扶植教育、开启民智的社会理想移植到了资本雄厚的商务印书馆的沃土之上。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张元济是把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工作移到了商务印书馆，也把大学出版以学术著作和教科书出版为要义的文化职守带到了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给该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因为此前，受利益驱动的商务正因草率翻译出版大量日文书籍而陷入困境，以致“销路绝鲜，而稿费已损失一万元。尔时张元济正办南洋公学译书院，恒托商务印书馆印书，瑞芳以张系端人君子，询以购进之稿，不能畅销之故。张即云：‘盍将稿件交我检阅。’阅后，知其内容实欠佳。旋设编译所……”③设立编译所以后，商务印书馆以教科书、工具书和西方翻译作品为主的图书格局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张元济以出版扶植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理念最终使得“维新大业，数出版先驱，堪称巨擘”的商务印书馆（茅盾语）谱写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教育、学术发展史上重要的篇章。
①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三），《出版史料》1989年第2期。 ②苏精：《盛怀宣与书》，选自《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蒋秀明主编，陈先元、田磊等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③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