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1772年2月7日），乾隆皇帝弘历诏令各省征集历代及本朝图书。翌年二月，《四库全书》馆在京城设立，纪晓岚等任总纂官，各学科领域的学者约三百余人参加，历时10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一套《全书》缮竣，贮藏于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又有六套《全书》相继缮竣，分贮于奉天（今沈阳市）故宫内的文溯阁、京郊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二百多年来，七套《四库全书》虽经战乱，但仍有三套完整保留下来，现分藏于北京（文津阁本）、兰州（文溯阁本）和台北（文渊阁本）；另三套（文源阁本、文宗阁本、文汇阁本）全毁，一套（文澜阁本）损毁不全。据史学家陈垣于1922年对文津阁本所作统计，共收书3462种，基本涵括了乾隆以前各学科领域、各学术流派的重要典籍，成为了解和研究先秦至清前期二千多年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大型百科性丛书。
《四库全书》在乾隆年间问世，是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的。乾隆帝下诏修书，一方面，是出于“文治武功”的需要，认为在完成统一全国的“十全武功”的同时，纂修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就可以显示其“超越汉唐”、“稽古右文”的文治政策；另一方面，以探访遗籍、开馆修书为借口，对全国书籍作一次全面、彻底的审查、评论和总结，把所谓“悖逆”、“违碍”的书籍或全部销毁，或部分“删改抽撤”。其目的就是通过对进呈图书的筛选和“净化”，形成“钦定”的范本《四库全书》，以此作为思想武器，“正人心而厚风俗”，维系封建统治的秩序。《四库全书》中，凡被认为对金、元及清人有诋毁处（如称虏、贼、夷狄、犬戎等），多加改窜或删除。正是由于这种“寓禁于征”政策的实施，加上编纂者的学术偏见，使一些在当时条件下应该选录的有价值的著作没有入选，造成了这部大书的无可弥补的缺憾。
从《四库全书》到《续修四库全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四库全书》编成以来，数代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曾多次倡议续修。清嘉庆初年，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利用职务之便，在江南陆续采购《四库》未收书170多种，向朝庭进呈，并撰写《四库未收书提要》。这可以说是乾隆以后对《四库全书》拟加补修的开端。光绪十五年（1889），翰林院编修王懿荣上书提议“重新开馆，续纂前书”；此后，章?、喻长霖、孙同康等也都有续修之议。1919年，叶恭绰等赴欧洲考察回国，动议影印《四库全书》，金梁复以为“书不易续，目则易修”，建议将“二百年来新出书籍”，“始存其目，以待后来”。二者皆因乱世未果。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计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销售赢余“请海内通人，选择四库存目及未收书，刊为续编”。1928年，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属的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拟利用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将续修《四库》之事列为课题，并开始购求古书。同年12月15日，当时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也曾提出“拟垫私财”对《四库全书》进行影印、增补、续修的倡议。但其后因日军侵略我国东北、华北，时局动荡，续修之事也就逐渐停息，只有北平的一些中国学者为续修撰写了相当一部分乾隆以后著述的提要，总算为近百年来未能实现的各种动议、各种筹划留下来一些实绩、一点见证。
续修《四库全书》之所以必要，还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乾隆中期以后至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中国学术又积聚了大量重要的成果。清中期的“乾嘉之学”是清代学术中最具特色的，其代表人物如纪晓岚、戴震等均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受编纂体制的限制，他们的著作不可能收入《全书》。清后期，尤其在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文化学术因受国势陵替的刺激和西方思想的冲击而另辟新境，新思潮层出不穷，形成从魏源到章太炎为代表的“新学”；加上散失海外的古籍善本回归本土，考古发掘使竹简帛书重见天日，秘藏民间和以稿本形式流传的优秀著作不断面世。以上这些数量可观的古籍，都还来不及进行系统整理。通过编纂、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既可为《四库全书》匡谬补缺，又能继往开来，对清代乾嘉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学术文化发展进行新的归纳总结。
《续修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既包括对《四库全书》成书前传世图书的补选，也包括《四库全书》成书后著述的续选。补选之书主要是被《四库全书》遗漏、摒弃、禁毁，或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的图书；《四库全书》已收而版本残劣，有善本足可替代的书籍；四库馆臣对戏曲、小说持鄙视态度未予收入，此次编选根据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择优选收，这也是“续修”具有开创意义之处。对乾隆中期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图书，尽可能选收各学术门类和流派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是清代中期以纪晓岚、戴震、翁方纲、彭元瑞、任大椿、孙希旦、王念孙、阮元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派”著作，清后期以魏源、龚自珍直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新学”著作。此外，新从海外访回而合于本书选录条件的古籍，以及新出土的整理成编的竹简帛书也酌予选收。《续修四库全书》总共收书5213种，比《四库全书》增加51％。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曾向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82家藏书单位商借底本，每种入选图书，均选取最佳版本影印，其中大量的宋元刻本、名家稿本，为四库馆臣所未见。这是继18世纪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清理与汇集。
《续修四库全书》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用绿、红、蓝、赭四色装饰封面，16开本、精装1800册，分经部260册，史部670册，子部370册，集部500册。它与《四库全书》配套，构筑起一座中华基本典籍的大型书库，中国古代即1911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可大致荟萃于此。
怎样评价《续修四库全书》出版的意义？有专家说是“功在当代，惠及未来”。是否如此，要由大家去评说，由实践来检验。这套书是对《四库全书》的补选、续选，关于它的意义也可以从对《四库全书》的评价说起。对《四库全书》历来是有不同评价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把当时散于民间的书籍收集起来，编成丛书，抄成七套，虽经战乱损毁，目前仍有四套保存下来。如果不汇编成丛书，可能会散失和损毁更多。《续修》把各图书馆的藏书，选其重要的汇集在一起，便于查找，便于保存，便于当代人使用，更有利于传承。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主要依靠文字和文献的记载。把分散的文献资料汇集出版，这种对文明成果的整理与积累，其重大的成果往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史的独特贡献。如果没有“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没有《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一大批图书，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就难有今天这样的独特地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今天，世界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文化交流也将进一步加强，甚至会有某种程度的融合，但决不可能使各种文化走向趋同。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必将是：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全面进步，文化异彩纷呈。因此，以各种载体继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仍有其现实和深远的重要意义。
《续修四库全书》需要巨额投资，编辑出版的时间跨度长，难度大，虽有主管部门支持并被列为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但国家并不投资，政府主管部门也不出面组织，而是由中国版协牵头组织协调，各参与单位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多年来，对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一般都由党政机关主导并负责组织协调。在现行体制下，由自愿组合的社会团体和单位操办这项大型出版工程，牵头者和参与者承受压力之大、协调任务之重，是可想而知的。工作上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还有不同意见，甚至误解。我个人对编纂能否保证质量以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对各方合作能否长期坚持下去以取得圆满的结果，对发行能否搞上去以减少投资风险，都承受着很大压力。现在可以说，我们坚持下来了，搞成了，但还需做最后的努力，做到善始善终。我们靠什么？靠的是“盛世修典”的有利条件，靠的是各参与单位的协调共进！
首先是靠“盛世修典”的社会环境的有力支持。1981年9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随后发出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我国古籍整理和出版事业因之有了飞跃发展。特别是一部网罗国内各收藏单位所藏善本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成，以及在编纂这部庞大书目过程中各图书馆对全国存世古籍所进行的全面普查，使“续修”编纂者在获取所需图书情报时能够耳聪目明，而“续修”选用之书又大都集中在国家和地方图书馆，查阅和使用都极为方便。我们没有乾隆皇帝下诏征书那种令行禁止的权力，却有着比封建王朝优越得多的社会制度所给予的各种有利条件。
《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出版，更是各参与单位，特别是负责选书的编委会、提供书源的图书馆、支持资金的投资方、承担出版任务的出版社，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依存、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协调共进的结果。由德高望重的顾廷龙先生以及傅璇琮先生为主编的编委会主要由版本目录学家组成，同时聘请各学科知名学者为学术顾问和特约编委，参与编选工作，这样就使版本目录学家和各学科专家两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以保证选目的质量。编委会与出版社上下两个环节紧密合作，编委会力求提供好的选目，而出版社依此深入图书馆选书时又能补其所不足。上海古籍出版社为承担这套大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卓有成效的劳动，而如果没有深圳南山区人民政府在开头和中间的两次投资支持，这项出版工程也难以启动并顺利地坚持下来。征订发行工作从开始启动时就抓得很紧，现已整套销售过半，先后所收书款也已投入出版制作，这种滚动式经营大幅度地减少了投资压力，现已不用继续投资了。
总之，回顾8年工作历程，就是这样一句话：盛世修典，协调共进，使这套大书得以胜利完成。当然，由于多种原因，书中还会有一些不足，甚至可能留有遗憾，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此时此刻，我要说：能编纂出版这部巨型丛书，是我们的光荣；能生活在有条件出版这部巨型丛书的安宁昌盛的时代，则是我们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