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写的是久被尘封的往事，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在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茫茫戈壁，几千名因言获罪的人们，如何被迫劳教或劳改。在轻松、休闲已成时尚的今天，这历史一页的重读，自然会令人感到沉重。但正如《上海文学》阐述办刊宗旨时所说，“在越来越轻（按：此处似有漏字）的时尚文化的氛围当中，有一点沉重或许也是另一种需要”。信哉斯言。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沉重的，如果忘记历史，忘记对历史进行反思并彻底清除现实中历史遗留的病灶，而只是沉湎于轻松、休闲、玩耍和戏闹，则沉重的历史并非没有可能重演。因之人们关注“夹边沟记事”——它不是小说，而是实录——它以夹边沟之一隅，全方位、深层次地重现了历史，不仅可以让如今的青年，而且可以让当时为“反击猖狂进攻”而斗争、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狂热的人们也了解，在那个时代，在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场严重扩大化的“斗争”，曾带来了怎样的痛苦和灾难。
在“夹边沟记事”中，我们看到了法制空缺所带来的恐怖，看到了人如何被“教养”、“改造”致死或成为非人。荒诞、屈辱、生命如草芥，作品中披露的诸多事实，都足以令人震撼。而最触目惊心的，当属对于饥饿、人如何因饥饿而成为动物的描写，以及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另类们心灵的扭曲，信仰的破灭。
说到写饥饿，印度作家巴巴达·巴达查里雅的《饥饿》和我国作家张贤亮的《绿化树》，无疑令人永难忘怀，但“夹边沟记事”所写，却更令人惊骇。在我阅读过的作品中，作为从生理方面对人的摧残、惩罚的手段，李晶、李盈的《黑雪》写劳动的繁重和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写饥饿，我以为堪称代表。当时全中国老百姓都在挨饿，“贼配军”的处境也可想而知，但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料到，由于饥饿，由于生存本能，他们不仅挖野菜、捋草籽、抓蜥蜴、逮蚯蚓、捞泔水桶、掏老鼠窝，而且已全无廉耻，竟然走到哪里偷哪里，见到什么偷什么，甚至为争舔伙房饭缸壁上的汤汁菜叶而打架；失去尊严，竟然吃拌过六六粉的麦种，吃马粪里没有消化的豌豆，吃别人呕吐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人性泯灭，竟然剖割同类的尸体，煮食人肉和内脏！基于此，当我们看到有人因偷吃生粮养成习惯，数年后再吃多少做熟的饭菜也觉得空空荡荡，看到9个人一次竟吃了160斤土豆，其中有人当即胀死，看到有人为从“劳教”转为待遇稍好的“劳改”而故意破坏、故意犯罪，却阴错阳差地就是进不了监狱，真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
死者死矣，而生者心灵的扭曲、信仰的破灭，则更令人扼腕。且不说在被管教人员中，有的竟以出卖、虐害同类为资本，“积极得没有了人性”；也不说有的被劳教人员的亲属，还只生活在原则里，还在叮嘱亲人“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只说绝大部分劳教人员积极接受改造，甚至表示绝不放弃革命理想，绝不做革命的逃兵，但结果却只能在那种非人的环境里坐以待毙，或看到三千人中只有三个人摘帽用以点缀风景，从而感到“并不是好心总有好报”，以至对大自然都产生了变态心理，如憎恨月亮，因一有月亮就要加班，如对太阳冷漠，因那“不是我们的太阳”，这就正应验了“哀莫大于心死”的古训。尤其有人在为同类、也为自己编织裹尸的席子时，心中还念念不忘先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教导，更只能使人感到信念已变成了嘲讽，变成了欺骗。
往事不堪回首，却也是一种财富，吸取教训杜绝悲剧的重演，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严重的扩大化“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惜乎那时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结果“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以至酿成了十年浩劫，给国家、民族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因此，了解历史、重温历史绝非多余，这也是“夹边沟记事”价值之所在。说到不足，我觉得“夹边沟记事”在保持总体风格的同时，有些部分还应注意材料和语言的提炼；还有我们只能从挨整者一个方面窥见历史，却未能同样具体地从整人者那一方面窥见历史，惟因反省、忏悔之难，这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杨显惠曾在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十几年知青，也曾以《这一片大海滩》获得过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自八十年代由甘肃移居天津后，还经常不远千里地回甘肃深入生活，尤其自1997年始，更每年用几个月的时间，回到他曾挥洒过血汗的农场调查访问。这使我觉得他有些痴，他太拿文学当回事。因为他即使还写知青题材、乡土题材，也足可以吃老本，何况随着文学滑向“边缘”，走向“时尚”，越来越“轻”——说不好是轻松、轻巧、轻闲还是轻飘、轻薄、轻贱——作家中在坚持深入生活的，已成凤毛麟角，“深入生活”这个文学理论中的老命题，极大程度地遭到了摒弃和嘲弄。但痴有痴的好处，拿文学当回事的作家，也将被读者当回事。这不，“夹边沟记事”的新作，又自今年第1期始，在《小说界》刊出，广大读者越是珍惜今日，就越将与作家一起，不忘历史，为了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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