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言出版社出版。
《走过云南》一书，颇像图书赛场上一个出人意料的锐角进球，值得为它起身喝彩，然后坐定了再去品味。
此书不是当下流行的风格。它既不一惊一乍地在门面上闹动静，也无意于云山雾罩的理论炫耀，说古论今不显山不露水，甚至连书名都平实得有如邻家面孔。可是，翻开书不出几页，你的阅读兴趣不知不觉便被鼓动起来，因为写得智慧，读者愿意随它一同去探幽揽胜；而随着阅读的深入，则让人不能不潜心考量它在文化历史意义上的原委究竟。
《走过云南》亮出了怎样一种别开生面的叙事范式。它跃出了常规的书写窠臼，端出来一种引人入胜的独特文本。它借云南一方山水写活了那里的文化地理与历史脉象，该是人类社会学和艺术随笔的两栖文体；书中对云南历史的取舍、对知识资本的调遣收放自如，然移步换景、图文并茂之中又不时闪烁着灵感光泽与智慧点击；论及下笔落墨，既有观念的庄重、学理的谨严，又不乏表述的优雅和审美处理上的越轨。总而言之，此书集史实与想象于一身，融自然与人文于一炉，写实、掌故、政论、诗思相得益彰，作为一种陌生化的文本范式，洋溢着历史思考与现实关怀的亲和力。
说到书写历史，无论远古无论近代，似乎总跟宏大叙事联姻，正襟危坐的写法最是多见。《走过云南》却不端这样的写作架式。写古滇国文化的绵延变迁也好，近现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也罢，或者东巴神园的原始宗教祭祀、摩梭人母系文化的奇观，所有这些皆信手拈来，尽在从从容容的渔樵闲话之间。这种写法，这样的不同凡响，想来好像不单单是个叙事策略问题，它关乎待在怎样的一个点上看世界。这本书让人想到，倘若有一个脱俗的支点，不那么在是非功过上刻意纠缠，观宇宙求大道，书中天地就会阔大得多、文笔也就有了进入无法无天之境的能耐。在《走过云南》里，诸如古与今、史与传等非此即彼的人为隔断都被著者有意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苍苍茫茫、亘古不息文化生存状态的自由俯瞰。可见，作为一种新颖文本，此书的又一重魅力在于它把宏大历史体验化，在历史书写和历史阅读之间缩距，是对惯常写作模式的一种建设性解构，是一场深沉的历史游心。
把历史当作书写对象，往往还会碰上这样的麻烦。若追求大手笔、一味地大江东去，历史望远镜下可能会牺牲掉细节的生动微妙；若想求得美学上的细腻，灵与巧控制不当，则又失之于小家子气。《走过云南》的书写，不动声色就迈过了这种两难，在远景与特写处置上显示出了非凡的功力，其美学贡献意味深长。“楔子”里，百岁老太太当年骑着高头大马穿山越岭、“到了云南的下关就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大花园”的传奇性叙述，便是一种又大气又灵气的入戏方式。接着虚写云南的神韵，实写当年滞留昆明、如何在毛毛细雨中漫步李公朴与闻一多遇难处，待铺垫得到位了，突然笔锋一转，说“可爱的红嘴鸥那年第一次从西伯利亚飞到昆明，此后年年光顾，将此当成了冬天的家”。正是这样一些既细化又诗化的迷人笔致，使得一向骨感的历史叙述灵动鲜活起来。
打通古今虚实界限的自由精神，还表现在时空的切换自如上。从笔路上看，著者先写想象中传说中的云南，而后忆及当年如何坐火车初进云南，再写历史上中原人心目中的云南，渐至上个世纪30年代的昆明——此书主体部分的西南联大。如果说，此书的“上篇”着意于述说云南的人文历史、“下篇”极写地域文化的话，综观全书的蒙太奇构成，真可谓无拘无束、徜徉自在。从写作技法上观察，这种天马行空的运笔自然很需要一些底气和才气。
西南联大这一重头部分的撰写，先由史之线牵出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点；再由点写意成一幅幅叫人过目不忘的画面。作为此书的贯穿性人物，也作为一位有分量的“历史见证人”，费孝通的心性情怀、学术人格、文化贡献乃至美学品位都在历史足迹中得以彰显。还有刘文典的“狷介狂傲”、金岳霖的“天真洒脱”，闻一多“书生意气式的《最后一次讲演》”，冯友兰一路走成的历史喟叹，既勾画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群像，又别出心裁地消隐了史传界限，结果是，传因史而厚重，史因传而生动。
在《走过云南》的“下篇”，著者从社会历史的描述中抽身而出，信步走向了民俗探究、自然探幽、原始宗教探秘。从蝴蝶泉边未被红尘污染的白族姑娘笑容，道出“今天已不是产生神话传说的年代，它的土壤已板结”的慨叹；从云南大理著名的“三道茶”，品出由苦而甜后至“清而淳，苦而沁”佳境的人生况味；写圣洁的云杉坪是纳西人与神共享的“伊甸园”，纳西人“敬畏自然崇拜自然，本能地呵护着一草一木”，因而“给自己留住了头顶的蓝天，为身边留住满目的青翠，为子孙保住了一汪净水”，也写商业大潮如何将民俗打磨成化石上的文化，纳西服饰怎样掺入了表演；“正午高原的阳光下”巍山古城那一瞥，有着不凡的视角，从“纳西古乐”的源远流长则结晶出“敏锐博大、来者不拒的文化吸纳精神”。行云流水的“下篇”，就这样将悠远、神奇、大度、壮丽的滇文化尽收眼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