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全集》共12卷，收阿英先生的全部著作，包括中外文学批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创作，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话、史论，以及日记、书信，共五百余万言。计划将来再编一个附卷，收《全集》失收的文章，及作者年表与作品索引等。
《全集》编辑指导思想见“出版说明”，不详介绍；这里仅介绍两点：一是“为了保存历史文献，内容一律不作删改”；二是“为了保存语言资料，当时用语，即使现在看来是不规范的，也不加润饰”。
先陈述第一点。出版全集，把近、现代的一些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的著作全部收集起来，编成全集出版，这是学术界的希望与要求，也是当前出版界的一种时尚。但是，所编全集又多是不全的。造成“全集不全”的原因，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不可抗拒的，还有有意为之的。这里难以一一细说，单拣一个与全集编辑有关的略说一说。
作为全集的责任编辑，揆之人情物理，他应该配合作者亲属，积极地去收集资料，力争把作者散失的著作尽可能收集得全一些，起码要将收集到的著作全部编入全集。而事实却不尽然。由于近、现代是一个政治斗争此起彼伏、彼消我长的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不用说，就是作家、学者也不能完全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他们的著作自不能完全超越政治，超越时代。因此，现在为他们编辑全集，对其作品就有一个用现代的科学的观点重新评估的问题。这种重新评估是完全必要的；但我现在以为，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取宽容的态度，一些观点错误、材料不实的著作，也应保留，以存作者本来面目，还历史真相。可是现在有的编辑，因为怕触时讳，招麻烦，碰到上述作品就一切砍掉了，因而造成全集之“不全”。我现在以为这不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当然，其中真有反动著作，淫秽作品，这是理应删去的，这可以出选集、文集，而不必出全集；既出全集，就应保存作者的全貌。
我当年编辑《朱光潜全集》时，就曾因怕触时讳给自己及出版社招来麻烦，而删掉了两篇文章。其实那种怕这怕那的心态，究其社会原因，还是残酷的阶段斗争年代留下的后怕症，是与今天的改革开放政策及这种政策带来的新的社会心态、学术心态不相适应的，是完全应该抛弃的。
基于以上认识，编辑《阿英全集》时，我“为了保存历史文献”，坚持了“内容一律不作删改”的做法。
阿英早在1928年7月写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他从时代对前卫作家的要求和前卫作家应负的社会使命的角度出发，批评了当时的鲁迅及其创作，特别是《阿Q正传》，指出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他的创作的时代决不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确确实实的只能代表《新民丛报》时代的思潮，确确实实的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潮，真能代表五四时代的创作实在不多”；“我们不是说历史小说不能写，我们觉得写历史小说，站在文学负有社会的使命一点说，也是应该有些时代的意味的，而鲁迅的创作里，大部分却找不到这种精神”。
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从牯岭经上海去了东京，这期间他写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小说和一篇文艺理论——《从牯岭到东京》。这之后阿英写了两篇评茅盾的长文，一篇是《到了东京的茅盾》，写于1929年；一篇是《茅盾与现实》（由4篇组成），写于1930年。阿英批评茅盾是“以《从牯岭到东京》，为理论的基础，以《幻灭》，《动摇》，《追求》为创作的范本，以小资产阶级为描写的天然对象，以替小资产阶级诉苦并激动他们的情热为目的的‘茅盾主义文学’”。阿英还把作品内容同作家行为、意识联系起来，说：“他（茅盾）的意识不是新兴阶级（注：指无产阶级）的意识，他所表现的大都是下沉的革命的小布尔乔亚对于革命的幻灭与动摇。他完全是一个小布尔乔亚的作家。”
上述文章，如果是处在编《朱光潜全集》的年代，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从《阿英全集》里抽下来，可是今天我却不能这样做。我认为，这几篇文章是研究三十年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是研究阿英（钱杏屯阝）这位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的重要根据，也是研究鲁迅、茅盾的重要历史资料。文章的内容是有片面性的，可以研究，可以讨论，也可以批评，但其历史文献价值则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于1932年写过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表示对当时那种用辱骂代替严肃的批评与战斗的做法的不满，意思当然是好的；然而在此之前鲁迅也未能完全不用辱骂，而且喜欢用“狗”骂人。
骂人是走狗，乏走狗，叭儿狗，落水狗……在他1928年主编的《奔流》的第三期上，发表的杨骚的独幕剧《空舞台》里就充满谩骂，也是用“狗”骂人。不过这里骂的已不是资本家的走狗。为此，阿英发表了《空舞台毕竟是空舞台》，予以还击：
“我们不反对任何严格的批判，我们反对没有理由的乱骂人。（注：这点与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主张相通。）但是，鲁迅一派的武器却只有谩骂。《语丝》上骂人的文章，我们且不去说，就是鲁迅主编的《奔流》罢，第一本上，有琴川的《扁额》，这当然是继承《语丝》上鲁迅的杂感而产生的，那是“为骂革命文学家”而作。不过这是不是‘射暗箭’我们不知道。第三本上，重心是纪念戏剧的名人易卜生，同时就登了‘诗人杨骚’的一篇所谓‘现代独幕剧’《空舞台》。杨先生好像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他骂人比鲁迅来得更彻底，更没有理由。全剧的意思就是一句话，革命文学的作家与批评者都是狗，而且是疯狗，这是他的中心思想。”
这篇文章我编《阿英全集》时也没有删掉，认为它有保留价值。理由如次：
当时新生的普罗文学，其作品确实有内容不够充实、形式标语口号化的毛病。杨骚抓住这点，对普罗文学予以攻击，对普罗作家、批评家进行谩骂，已越过了严肃的文学批评的界线。阿英站在普罗文学家、批评家的立场对杨骚予以反击，其目的是捍卫普罗文学，而且是有理有据的。
这里牵涉到鲁迅。阿英对鲁迅的批评有意气用事的地方，这应该指出。但是，杨骚的剧本发表在《奔流》上，当然也反映了作为主编的鲁迅的态度，此其一。其次，鲁迅成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也有个成长过程，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也有个转变过程。
再说骂总是有骂人的和被骂的，鲁迅骂人固然不少，但挨骂更多。如果把人骂鲁迅的文章都“珍藏”起来，只刊发鲁迅骂人的，必然产生误导，让读者蒙发“鲁迅好骂人”的错觉。刊发一些三十年代人骂鲁迅的文章，有利于人们全面认识那个时代的文学史、文化史。
阿英（钱杏屯阝）在三十年代是著名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家。他几乎对当时的所有有一定影响的作家都写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今天看来，当然有不足乃至片面的错误的地方，阿英自己也认为这些批评是青年时代写的，不够成熟。但我认为，它们都有存在的历史价值，因而都“原汁原味”地编入了《全集》。
再陈述第二点。作者编辑文集时，不少都对以前发表的作品除了要对内容作修改外，还要对文字作修饰。今天有的编辑在编辑近、现代人的全集时，对一些今天看来是不规范的语言，也往往作些修饰。这原是为了汉语的规范化，为了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也是为了减少今天读者阅读的困难，其出发点原是无可非议的。今天收集、整理、出版这些著作，如果以今天使用的语言为规范，对三四十年代乃至二三十年代的作者使用的语言进行修饰，这起码是不利于现代汉语发展史的研究。我编《阿英全集》时坚持对“当时用语，即使现在看来是不规范的，也不加润饰”的原则，像下列词语，一律保留：
发见（发现）＃智识（知识）洽当（恰当）显明（有时用作明显，有时用如鲜明）第一身称、第三身称（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现势（形势）运命（命运）共通（共同）奉仕（事奉、服侍）优遇（优待）供献（贡献）尼（求、请求）特殊（特别）承继（继承）情热（热情）
这里对“奉仕”、“尼”作点说明。“尼”的这一用法，不见任何工具书，但皖籍著名作家常任侠先生早年也这么用过，我疑心它是当时皖西方言，故保留下来，留给语言学家去研究；“奉仕”可能我孤陋寡闻，似乎不见他人著作，但不是错排的，在阿英的不同时代、不同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都这么用，我曾想改一改，但找不到一个能与其表达意思完全吻合的词，估计是阿英用古代语言材料造出来的，后来不被大家所认可，便被扬弃了，这里保存下来，也可能为语言学家提供了一个特例吧。
关于虚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我也基本保持阿英本人的习惯。
坚持语言“不如修饰”的做法，我相信能得到语言专家的赞赏，这里希望能得到读者的理解，更希望能得到审读、查差的专家的认同，否则，《阿英全集》只好化纸浆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