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剽客》从文坛剽窃的历史溯渊而下，涉及当代“文抄公”30余人，其中，著名作家叶蔚林、余杰均榜上有名。作者称，文中涉及的抄袭事件均有真凭实据，且大部分都是他通过亲自采访获得的一手资料，有的资料已经在媒体上公开过，有的是则第一次揭开神秘面纱。
当被问及此书的读者定位时，作者称动笔时还真没有考虑过，只是出于对剽窃他人劳动成果者的愤怒，因为自己也是剽窃的受害者。他本人预计发行情况并不会太好，“没有多少人会关心这些事情”。出版方则认为，《文坛剽客》的读者面应该很广，“只要关注文坛的人都会有兴趣看看”。此后，编辑不无兴奋地告诉记者，此书首印10000册，在一周内销售一空，各地都在要书，第二次印刷正在紧张地进行。在回答记者“写作此书怕不怕被人告”时，徐有些激动地表示，不怕被人告，因为“我掌握了大量文坛剽客的证据，至今有些证据还没有公开。如要告，我将依靠我掌握的证据，把小文坛剽客变成大文坛剽客。”徐说，他批评文坛剽客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四年，其间收到“我要告你”的威胁和电话很多，但至今没有真正被告。
目前，已有批评者指出该书的一个明显缺陷：对于“上榜者”的声音并未“兼听”。甚至有人对持文化批判姿态的该书提出质疑：如今文坛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视听混淆，笔墨官司此起彼伏。《文坛剽客》本身的可信度、真实度也在被怀疑之列。徐坦言该书没有做到“兼听”，“这一点我向别的媒体也说过”，“但是他们（指剽窃者）都躲起来了”，徐说有的剽窃者还接受过他的第一次采访，当得知他的真正目的后，因为怕吃官司，就对他避而不见。当记者问，是否采访过在他的“排行榜”上高居第二的余杰时，徐承认并没有和余杰本人联系过。
徐对《文坛剽客》中涉及的个人，多采用“嫌疑犯”的说法。因为徐说《著作权法》中对剽窃抄袭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所以对没有经过法庭判定为剽窃的个人就“谨慎地采用‘剽窃嫌疑人’的说法”，并认为“没有量化”是《著作权法》有待健全之处，“据说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已有相关规定，但我一直没看到”。就此，记者与国家版权局相关人员取得了联系，据介绍，任何一部相关法律都不可能具体到规定剽窃抄袭的量化标准，修订过的《著作权法》也没有相关规定。当记者提及徐所做工作时，版权局人员称，这是他的自由，与我们无关。
徐在采访中多次强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厅对“引用”他人著作做出的相关规定，并将此作为自己判定剽窃的标准之一。有趣的是，《文坛剽客》中亦有多处全文引用记者、作家等揭露剽窃者的文章，当记者问及这些文章是否已经解决了版权问题时，徐承认“这里头还有些问题”，他说自己尽量在找这些文章的主人，有的文章的使用已经得到本人认可，但有的确实还没找到作者本人，那么在没有得到作者本人授权的情况下，全文引用他人作品是否已经让徐犯下了与他所指证的“剽客”同样的错误呢？徐的解释是“我无法割爱”，“相信他们都会很乐意的”。
记者采访了《文坛剽客》开列的“文坛剽窃受害人排行榜”中上榜人物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喻教授表示对此书的创作并不知情，不过确有《文坛剽客》中所言的他被“剽客”栽赃一事。喻教授认为要彻底杜绝剽窃抄袭是不可能的，这种现象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都会出现，只是多少不同。要减少“剽客”的出现，主要通过两个手段，一是法律上加强对侵权行为的重视，充分发挥具体案例的警示作用；其次，要健全社会诚信体系，通过舆论道德的压力增大剽窃者的作案成本，让他不敢剽窃。至于《文坛剽客》一书，喻教授说因为至今没有看到过，所以不好评论，不过出书都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内容方面的，一是效益方面的，本书抓住了文坛的敏感话题，也应该抓住了市场的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