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3日我在长春为我的新作《阿难》签名售书时，长春法院来人，递给我传票，要求我6月24日到长春法庭应诉。本来读者作者高兴地谈新书，弄出这样的场面。我没有能止得住眼泪，现在受到嘲笑。
的确，我不应该哭。我当然信任我国的司法机关，信任我们社会的成熟。
《中华读书报》6月14日用大半版篇幅刊登了傅光明的洋洋大文，说的都是说过多少遍的老话，却引用了无数法律条文，读起来完全是一篇“起诉书”。为什么起诉书要拿到书籍介绍报纸上刊登？很简单：这个人想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他在叫板：我如此有理，法庭能判我输吗？
傅光明整篇文章，车轱辘话来回转，说过多少遍。我没有这个功夫一条条反驳：长春法庭下星期一就开庭，法院给我说话的地方，我没有必要跟任何挑衅者浪费时间。
但是，既然被莫名其妙大棒乱扣，我觉得应该向关心此事，也关心中国司法的读者，说出一件小事。
去年七月下旬，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拒绝继续审理这件官司后，我委托赵毅衡在伦敦找到原告陈小滢，打电话给她，问能否讨论庭外和解。因为，她打这个官司，是为了她已故父母的“死者名誉”，官司打下去，对名誉损害只会越来越大。过程与目的背道而行。而且盗版本《K》已经出现，官司再进行下去，本来只是治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业人员知道的事（文学史家早就知道这一段，傅光明的记载错乱之极，不值得一驳），变成街谈巷议，酒后谈资，这是我很不愿意见到的局面。我原本无意对任何人造成伤害，如果有人觉得受到伤害，我愿意尽力弥补。
原告陈小滢心平气和地听完赵毅衡的意见，说是愿意讨论，因为赵毅衡马上就要回北京，陈小滢建议到北京后与她的律师王建平联系。赵毅衡到北京后，立即与王建平联系上了。王建平建议我拿出一个方案。
我们还在讨论具体如何进行，傅光明就向北京报纸谈话，说是“虹影的丈夫赵毅衡在伦敦一再找陈小滢赔礼认罪”。当时我们就向王建平先生指出，傅光明有意在给刚开始的协商拆台，你们内部不一致。此人不愿意和解，可能另有目的。
当时原告律师只好说：“能否向建设性的方向走？”怎么走法呢？一个电话都被渲染成那样，我的任何建议，都会被傅光明作为我的“投降书”弄到报纸上。到此时，我才听说这个傅光明是凌叔华的版权的代理人，包括凌叔华的绘画出售。
他就是想把凌叔华的“名声”弄大，不管什么名都行，艳名也行，“受损害”的名也行。
不消多说，我们马上法庭见。但是对你，我要说：你在整个案子中的所作所为，背叛了原告的信任，背叛了你们自己的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