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遥远的西班牙回国定居。老人年轻从军、戎马关山，1949年后负笈马德里，毕业于西班牙陆军大学。他本是黄埔学生，去了台北，服役于装甲兵部队。60年代末退役后转入外交界，在阿根廷、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等国从事外交工作。后又重回西班牙，原想在异国终老，终因思乡情切，回到祖国。
我们的聊天漫无边际，他说到阿根廷风情，我的脑际立刻跳出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奖的阿籍诗人博尔赫斯。前不久我读了他的一篇散文。诗人们通常歌颂光明，他却为黑暗歌颂，因为他一只眼全盲，另一只可以看见少许。
博尔赫斯这样说：“想想黄昏吧。夜来了，顶近身的东西也视而不见了，我的视觉世界就是这样离我而去，也许永不再见。目盲不是完全不幸，只是命运或偶然的机缘给我们的又一件工具”。
把不幸视作工具，创作出不朽的东西，这正是诗人成功也是他的伟大之处。我说了自己的感受。
老人听后，脸上突然放出异样的光彩。“这个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曾和他巧遇，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场合。”他说。
他浸沉在往事的回忆中，我记下他的叙述：
如果没有记错，该是198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拥挤不堪的人行道上，突然有人踩上我的脚背，一根拐杖跟着而来，我几乎摔倒，顺手抱着这位肇事人，一看，原来是个年迈的盲人，由一位中年妇女搀扶着，我一面抱着这位盲者，同时还要协助这中年妇人保持平衡。 “对不起，请原谅！”两个人抢着向我道歉。我立刻想到这人是谁。“您已经被原谅了，博尔赫斯先生！”我多次在媒体上看到他的相片。 “不过您知道您踩了什么人吗”？我的话有些调皮。 他翻了翻黑白已不大分明的双眼，再次表达歉意。 “您踩到了一个尊贵的中国人”。 “喔，先生是中国人”。博尔赫斯似乎觉得这是很难得的见面。 “您怎么说‘卡斯特亚诺’？”（CASTELLANO，西班牙中部的话）“那么，您也会说英语了。”博尔赫斯立刻用一句纯正的英语问我。 “我也会说中国话。”博尔赫斯的话几乎没有间歇。 我看我们的路边谈话已经妨碍别人的通行，我掏出一张名片给他的女伴，女伴读了我的名字“JOSE CHANG”，我指着后面那座公寓：“我就住在那里”。 “那我们是邻居了”。博尔赫斯的女伴指着转角处那座白色大楼的六楼说。 “我会来看您的。”我双手按着他持着手杖的右手的手背，郑重地向这位文学大师道别。 那次巧遇的一周后，我去看他了。 这次我先和博尔赫斯的秘书约好时间。一天午前约十点钟，我带着我的第二个女儿小琳去拜访他。博尔赫斯慢慢地关上门之后，边摸边走，在靠窗的一张长沙发上坐定，他也招呼我们坐下。然后天南地北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他说：“您在西班牙做什么呢？” “这说来话长。不过我要对您———大师（MAESTRO）说，我很喜欢文学，我在马德里大学做过‘《唐·吉诃德》研究’。”我扯出另一个话题。“哦，哦！中国人也读《唐·吉诃德》，是翻译本吗？” “是翻译本。我看过两种好的译本。一个是傅东华译的，恐怕有50多年历史了，另外一本是杨绛译的，她是一位女性，这也应该有30年了吧。还有一本是林琴南的，不过他是由别人口译再记下来的。我最早是从一本儿童刊物《小朋友》上读到简单的唐·吉诃德的故事，还有图画。” “《唐·吉诃德》有近百种不同文字的译本，对欧美文学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对中国文学是否有影响呢？”显然博尔赫斯对这很有兴趣。 “对中国旧文学谈不上，对中国新文学与当代文学都产生些影响。” “文学的隔阂实在太大了，我想西方文学界一定很关切这些故事，您能说具体一点吗？” “比如中国的鲁迅，他的作品。”听到鲁迅这名字，他感到新鲜又陌生，他仰着头，瞪着视而不见的大眼。 “鲁迅写过一篇《阿Q正传》，我觉得是直接受了《唐·吉诃德》的影响”。 “阿Q！”他用纯正的英语重复着。 “鲁迅大概读的是英译本，他本人可能不能读西班牙文。他用塞万提斯的手法，描绘中国的民族性而加以批判。” “为什么呢，塞万提斯写唐·吉诃德并不是批判西班牙人。他这本巨著所以不朽，是因为他确实写出了西班牙人性格的精髓，让今天的人们都能感觉到任何一个西班牙人，无论是一个斗牛士、传教士、诗人、画家，每一个人都有点唐·吉诃德味，那一点您知道的，热情、自大、好排场、捧女人、爱做作……” “问题就在这里。鲁迅是展示中国人形象中的消极面，企盼新人的产生。” “是这样嘛！苏联似乎只打倒沙皇，并没有否认俄国人的精神价值。” “我以为鲁迅所刻画的阿Q的确很深刻，也很尖锐，只是受到他生活环境的限制，使他所抽出的是中国人的精髓，而不是中华民族的精髓，而只是勾划出他那个时代，和他个人出生地区的形象而已。”（老人对我解释，他那时对阿Q这形象的认识并不正确———笔者）。 “那是什么时代呢？又是什么地区？”博尔赫斯急切想知道这答案。 比如说，西班牙的CALLIA，鲁迅的阿Q时代，只是1911年前后民国产生的时代，阿Q代表的地区也只是鲁迅的出生地绍兴。” “唔！我真想有生之年去中国看看（其实只是想去听听），我去过日本，去年有人请我到中国去。” “我想，我们会请你去听的。” 我又用几分钟的时间，给这位盲圣介绍当代中国的情况。 博尔赫斯再一次说，他虽看不见，但听得见，他要去听听中国。我说：“中国的庄子更厉害，他不是用耳朵听，而是用心听，更能用气听！” “那么，我的耳朵可以大派用场了。”博尔赫斯愈听愈高兴。“我还听过庄周与蝴蝶的故事，我真想跟庄周一样能梦见蝴蝶！” “不是庄周梦见蝴蝶！”我说。 “哦？” “而是蝴蝶梦见了庄周。”我又说。 诗人更乐了。我们在哈哈的笑声中辞出。他又慢慢地摸着为我们关门，又再一次说“再见”。
博尔赫斯于1899年8月24日出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库曼大街，他有着欧洲及阿根廷土著的血统，这是天才横溢的盲诗人的特质。在瑞士日内瓦完成中学教育，后去西班牙参加极端主义者的行列。1921年返回阿根廷，发表他第一篇极端主义的作品《有色眼镜》。
博尔赫斯一生有许多怪异的文字，而奇特的莫过于他对自己的看法。他以为他的生命会结束在70年代，“已经活过了头”。他一直为自己的不死而操心。
博尔赫斯被两度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结果都因为他太古怪，又有人说他太虚幻而落选，1986年，博尔赫斯以87岁高龄逝世于瑞士，生前遗嘱以其所有财产包括著作权留给他的日本籍夫人当时41岁的玛丽亚·科达马。
（摘自《传纪文学》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