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华文章的主体内容，是讲孙犁与《天津日报》副刊（实则为“文艺周刊”）的事，引关键例句如下：“《天津日报》刊载过这么多他的作品，对于一张报纸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耀”，“……不仅约好稿约名家稿方便得多，而且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这张报纸总是高看一眼。”这话再清楚不过了，《天津日报》所以如此“荣耀”如此被人“高看”，全凭杖着孙犁“自写”了“这么多”的缘故。
不错，《天津日报》当年确实十分“荣耀”，确实格外地被人“高看”。“文艺周刊”荟萃了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阿凤、万国儒、鲍昌、王昌定、冉淮舟、小剑（孟伟哉）、吴梦起、青林，等等不是几个、十几个，而是几十个抢眼夺目的青年作家，构成了文坛上极为罕见的亮丽风景。这壮观景象的出现与形成，谁也否认不了是与孙犁有着绝对的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讲，“自写”是有负面效应的。诚如罗文华所讲，报纸是一种“无形资产”，版面则是这个资产的一块地盘。原则上这块地盘是为作者开辟的，为作者服务的。编辑“自写”，从道理上讲，是“近水楼台”（孙犁也这么认为），以自己的权利为自己谋好处，受侵害的是别的作者的权益。当然，编辑完全可以就文艺现实，写一些“时
评”“短论”“综述”“简介”等与创作有指导、引领意义的文字，促进文艺事业的前进和繁荣，但前提一定要从自己报纸的生存和发展出发，而不是为着自己作品的出笼和积累。这是该不该“自写”，或该“自写”多少的分水岭。
别拿孙犁说事。孙犁是独特的，是别人无可替代的，是文坛的“这一个”。他“自写”那么多，或许我们没见到什么负面效应，但换了别的作家就不行，换了没什么名望（不是水平）的编辑更是不行。孙犁的“个例”，不具备普遍的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