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两年媒体特别是期刊、报纸的涌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势头，我不敢说市场是否就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过剩了，毕竟中国是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我们的书刊发行总数到底有多少？但至少期刊市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情形是每个月都有出现的。被淹没在其中的有很多刚开始推广力度很健，也有很多刊物本身势头就很健，即使有一些刊物现在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并呈现出愈来愈旺健的势头，但当初几进几退沉浮于江湖的经历，想必也还是历历在目的。所以有人说：要让一个人死，就让他去做刊；要让一个人活，也让他去做刊。此中的难言之苦和各种辛酸，我想诸位老总是心照不宣的。
关于这一段时间的得失考察，皆因一些挥之不去的情结作祟，块垒于胸，所以我有一些零星体会见诸报刊。
考察了目前国内发行不错的一些刊物，老刊就不去说它了，之所以那么些年一直在读者心目中占据位置，必有它们的过人之处。而新刊由于其不太一样的资金运作模式和操作模式，亦由于绝大多数操作者都是一些有媒体理想的同道，所以有些想法仅供参考。
因为曾经身处其中，我也非常清楚，办刊人的媒体理想在刊物中的具体实施，是一个不断被操作人解构的过程，同时也因诸多具体条件的限制，即使在投资人和广告商面前你坚持媒体理想和编辑原则能够做到不式微，也还是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愚以为，这主要是办刊人自身的原因。
在近几年的杂志新贵中，《财经》、《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是比较突出的，（请原谅我在这里提到的主要是经济、人文、综合类刊物）无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成就是骄人的。三位刊物的主编想必也具有鲜明的个性以及特立的思维。成功者自有他们的独到之处。我想，媒体成功到这一步，媒体人或许就应该自觉意识到这样一种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即怎样在自己的媒体中逐渐形成一种媒体规范——即一本成熟媒体所应具备的特殊的语言风格，这样，于国内媒体素质的提高我想是很有裨益的。
有人说19世纪的《爱丁堡评论》具有好杂志的一切要素：对新的知识领域进行探索；选择新鲜而非陈腐的语言方式；主办者为知识精英，但常与普通人交流；编辑方向由编辑而非短视的商业利益所驱动；具有独立精神；力图改变现实而非迎合现实。
目前国内的刊物，普遍市场效益比较好的主要为时尚类杂志，以及一些生活休闲类杂志，这些杂志因为刊物性质的限制，很难在语言上具有特殊的风格。在这方面，我觉得广州的《城市画报》特点是比较明显的，从图片到专栏语言和读者来信，基本上算得上是全方位的小资情调，那腔调也让人挺难拿的。
但我这里所指，更多的是另一层面的特殊的语言风格，这正如1837年爱默生在定义《大西洋月刊》主旨的讲演中说的：去定义与创造一种独特的美国声音，注明美国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去提升出某种“美国理念”。那时，这些全美最有智慧的人正在探讨出版一本改变美国文化的杂志。或者，无论是媒体界的发展还是社会学、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以及各种媒体手段的衍变，和人们对社会的进一步的认识与需求，貌似愈来愈远离书本语言风格的生活又会在进化的层次上重新回到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生活中来。况且，它是属于大众的，必将被大众所接受和延伸。一想到这种可能，我就忍不住激动。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将到了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