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自愿转到陆军官校，被树为台湾青年的楷模，并被派到金门担任马山连连长，但三个月后却泅水到内地，你是甚么时候开始这种思想转变的？
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尤其了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列强欺负的历史。因此，很早就思考如何使中国富强，这也从来是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年轻人讨论的话题。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应肩负起这个责任。在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不少年轻知识分子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保钓运动、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中美建交等事件之后，更觉得要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希望在内地。
我从入台大开始，到后来入军校，都一直在思考如何报效国家、如何使中国强大的问题。到部队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思考更加强烈，当时的直接动机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要对中国作贡献，就要到内地来，所以说，这个转变不是从哪一天开始，而是长期不断思考的结果。
到内地之前，你对内地有多少了解？透过甚么渠道了解？
我到内地之后，不少老师和同学都很惊讶我对内地情况、尤其是历史的了解之深。比如，当时他们安排我到各地参观访问，每个地方的人物和历史典故，我甚至比一些当地人还要了解。对当时内地的经济情况，我也是有所了解。这些情况我大都是从书上看来的，而经济情况，则是从当时台湾的报纸上了解到的。当时，国民党总在报纸上批评内地的不是，有时也会透露了内地的一些真实情况，因此，我把‘好的’和‘坏的’比较一下，把报纸说的反过来看，就可以了解到一些事实的真相。当时内地的广播我很少听，偶尔也听，比如当时的一首歌‘洪湖水浪打浪’，就非常美。
到内地之后，看到的情况与你之前了解的是不是一样？当时有甚么想法？
我从小在台湾长大，台湾在50年代才开始发展，当时也很穷，70年代我离开时，才好一点，但还是非常落后。到内地之后，当时的内地与台湾的经济情况还是有差距，但我并不觉得诧异。我在给我表哥的信中都提到了，内地地方虽穷，但老百姓基本上还是解决了吃穿的问题。工业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很多东西都可以制造，有些台湾不能造的，内地也可以制造。
在海峡两边生活的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甚么？
我家在宜兰，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生活环境。宜兰当时是个比较穷的山区，我小时候总是山边海边到处跑，对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北京大学，大家都笑我是‘山痴’。每次外出住旅馆，或者在北大分房子，我都问能不能看到山，能够‘开门见山’就比较舒服，比如在北大分房子，我是排在最前面的，可以优先挑，但我挑了一套大家都不愿意要的房子，是一套西向的房子，早晨照不到太阳，下午却日光西照，但是可以看到山。
当年你到内地之后，为什么当时内地没有按以往惯例那样大肆宣传？
那是应我的要求。我过来是我自己的事，没什么好宣传的。我的目的是避免让还在部队的长官和袍泽受到牵连。而值得欣慰的是，据公开的消息，没有人受牵连。但事实上，即使他们没受牵连，但内心还是有压力的，这点我觉得很愧咎。
你刚到内地之后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后来是怎么到北京和美国芝加哥读书？
刚到内地之后，在福建住了近两个月，当然会被当作宾客招待一阵子，到各处参观游览。我要求工作，但要工作先得了解这个社会，因此，我要求读书。之后直接从福建被带到北京，最后被安排到北大，在经济系读了3年。1982年，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得主舒尔兹（Schu ltz）到北大讲学，我担任翻译，翻得还不错，舒尔兹就问我是否愿意去美国读书。就这样，我拿了对方给的奖学金到了芝加哥。四年之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到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一年。完成之后回到北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并在北大兼课。1994年创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这些年在内地最大的收获是甚么？
80年代，当我还在芝加哥大学时，当时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章很少见到，但这些年来，国际著名的经济学杂志，各期都有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章，比如美国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每期都有好几篇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如果我在台湾，在经济学领域也可以做研究，但文章很难发表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这是因为台湾的国际经济地位相对有限。而我现在研究的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对内地有影响，影响的人也多。（本文摘编自香港《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