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专业之心，是在不断和专业知识的接触中形成的，而这种热爱又是最好的老师，反过来又增加了我为此而拼搏进取的决心和信心。
——金融学科涉及领域之广，有时使你感到渺茫无存，尤如浩瀚大海中的一叶弧舟；金融学科探求理论之深，实在使你望而生畏，仿佛掉入深渊不可测试；金融学科接触问题之新，确实使你有迅雷不及掩耳、目不暇接和无所适从之感。
——成才之路，是一条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之路。多年的学习生活和教育生涯，始终坚持“八字治学方针”：即专一、坚韧、多思、高效。“专一”即培养自己的事业心；“坚韧”即要以坚强的毅力迎接每一个挑战；“多思”即勤于思考，敢于提出新的见解；“高效”即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努力缩短成才时间。
——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金融业是个产业，是个先导产业，是个信息产业，是个服务型产业，是个知识密集型产业，是个高风险产业。实质而言，金融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们配置稀缺资源的方式。
——单从决定和被决定的“双向”关系中去理解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还需要从“辐射”、“折射”、多层次和不同方位加以考察。
——金融学是一门两难经济学。
——作为一门学科，金融学不仅注重总结金融运行的规律，而且还应包括这一规律的具体应用。金融学科作为一个“体系”，它是由一个学科群组成。金融学科体系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窄到宽的演变过程。
——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加入经济联合国，全面参与世界经济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全球范围的全面竞争，机遇和挑战并存。因此，中国必须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进行深层次的理念更新。
——投资连结保险之所以成为投资型保险的新概念，在于它是一种高层次的保险产品；一种极具有生命力的保险产品；一种面临诸多挑战的保险产品。
——对于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三大政策性因素：（1）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通过财政收支对基础货币的影响：财政透支与借款、财政对政策性银行欠帐均直接造成基础货币的刚性扩张。（2）信贷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通过信贷总量和结构的调整来实现的，所以它与货币政策存在较大的同构性。同时，信贷政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在较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货币政策的中观传导即商业银行的行为。（3）产业政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我国产业结构政策虽顾及了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但同时存在前瞻性不足的缺点；二是产业技术政策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取决于同等的货币供给存量和增量水平对应于更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三是产业组织政策的影响体现在处理好大中小企业、竞争与垄断以及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关系，实现微观资金的有效配置。
——对于我国过去20多年的金融改革：金融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是在“滞后”和“超前”的交替中“同步”前进；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应是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以市场规律来整合金融组织体系，创建大中小金融机构并存的局面；减轻企业负债的有效办法是着重从金融性思路考虑，采取综合治理的方针；遵循银行和企业平等、服务、协调的原则，从银企内部机制转换中塑造新型关系；纠正对货币市场认识上的偏差，坚持以发展和完善货币市场为基础，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坚持在规范中发展证券市场，规范是发展证券市场的主旋律；治理通货紧缩的途径是结构性调整和政策性措施相结合。
——《金融问题前沿》 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出版
黄卫平：
——民主作为一种现代价值观念是对独裁专制的否定和对人民主权的肯定，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就是要通过法治的方式去实现民主的价值。建设民主政治，追求民主价值决不能只是停留在呼喊空洞的口号、思辨地讨论抽象的原则，最重要的是切实探索某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的意志、愿望的有效表达和实现形式，从操作性的层面制定规范化、制度化的民意代表机制和民意表达程序，这也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内容。而选举制度就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毫无疑问，在现代法治社会，选举统治者已被公认为是权力移交的唯一合法手段。选举已成为民主政治的价值得以体现的重要操作性程序和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源泉，想必已没有多少人非议。因此，重要的问题就转变为如何进行选举这样的较为技术性的层面。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额选举制，举手表决制和鼓掌通过制等传统，严格规定领导职务的任期制，不断提高直接选举的层次和相对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完善候选人的介绍方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民群众日益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的经济上依附政府和“单位”、“组织”的从属地位，进而在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中获得了相当的经济自由，这一方面使人们失去了“大锅饭”、“铁饭碗”的“保障”，而时刻面临市场竞争的风险；另一方面则使人们政治人格的独立自主和政治选择的独立自由成为可能，从而为我国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了不断适应民主政治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国的政界、政治学界有必要把选举制度的改革、创新作为重要的探索课题，未雨绸缪。
——马克思十分欣赏爱尔维修的一句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但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那一些能反映社会发展要求，提出适应社会发展趋势需要的思想、纲领和政策，指引人民群众前进方向的领袖人物，也不会产生一个辉煌的时代。深圳经济特区20年的发展历程是一篇让人回肠荡气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乐章。每一个普通深圳人无疑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由他们的双手弹奏出这篇乐章的一个个音符。但是历史的辩证法也将牢记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在这一乐章中的功绩，因为，他们是这篇乐章的导演、指挥。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苏东斌：
毫无疑问，一条中国现代化之路一定要显示民族特色与反映出历史阶段性来，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就是要说明它的民族性、地区性、国家性；我们指出“初级阶段”，又是要表示它的时代性、后进性和渐进性，没有了这两点，当然也就没有了中国现代化每一个过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无论这种特色“特”到什么程度，也不管这种“发展阶段”进入哪一时期，现代化道路一定有它的“本色”和“同质”。我们决不能以“中国特色”来拒绝由“本色”所带来的规范要求，更不能用“初级阶段”去否定本来应当实现的各种现代化进程。任何“中国特色”并不“特”在既定目标上，而仅仅能够“特”在具体道路上。
这样，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努力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果实与营养，不仅反映了我们的胸怀，更反映了我们的聪明与智慧。因为从实践的意义上讲，更多的东西是“利与弊”，而不是“是与非”。许多东西并非都一定要兵戎相见，更多的则可以融会贯通。相反，拒绝接受文明，则是野蛮与落后的象征。我们决不赞同当年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决不赞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蓝本，而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可见，我们既不能把现实所发生的“一切”解释为“中国特色”与“初级阶段”；更不能以“中国特色”与“初级阶段”当作反对进取，甚至反对改革的两块盾牌。
总之，如果以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透视华夏，如果用世界水平的眼光去观察中国，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说，我们在说明“中国特色”时，更应强调创造性吸收“一般人类文明”；在确认“初级阶段”时，更应强调体现时代步伐的“国际惯例”。
——摘自《走向人类文明》（1992年）
现代市场经济中，尤其在知识经济的大趋势中，商品价值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的质量，而不是一般的劳动时间。这里的复杂劳动已经不再是简单劳动的倍数，而是性质不同的劳动，即创造性劳动，而不是重复性劳动。其衡量标准也不再是一般性的劳动消耗，而是市场上的确认。它不是市场的社会效益，而只是具体的市场的确认。可以说，直接的体力劳动与劳动时间已经不再是现代商品价值的基本衡量尺度了，间接的脑力劳动的质量构成了现代商品的价值主体。在现代经济中，时间价值已经被深化为质量价值。显然，这里的质量既不是量度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也不是指以往评判产品优劣程度的标准，而是指不同需求、不同功能的升级了的产品与服务水平了。
——摘自《论质量经济》（2002年）
“实践标准”讲的是“目的论”，“价值标准”讲的是“是非论”。前者应该回答：实践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后者则不仅能够进一步回答：这个目的以及实施目的的手段是否都有利于人民大众，并且还要回答：即使最终的结果有利于人民，但人民在当前为之付出的代价又是否过于沉痛与惨重？！可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和检验实践的“价值标准”在逻辑上应该是完全统一的。
——摘自《两个检验标准是逻辑统一》（1999年）
人力资本具有的创造性（非机械性），人力资本创造力的本体性（非整体性）和创造力的无限性（非可计量性）构成了人力资本的三大特点。
人力资本的自有性必然首先导致排他性的产权要求。这就是说，人力资本的首要经济要求承认其产权。
人力资本的产权要求是保证其使用过程中的排他性，其结果必然追求功利性收益（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还追求其他超功利性）。
——摘自《激励创造供给》（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