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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追溯科学繁荣和兴盛的历史时，我们总会被带回19世纪的德国。那是一个正在发生着巨大变革和进步的国度。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创办为标志，现代大学制度在德国建立起来，科学在大学里迅速发展和繁荣。以李比希为首创办的基森大学实验室开创了现代科研组织的模式：教授、助手和研究生组成的科研群体在实验室中共同开展研究，并在Seminar（研讨班）中一起讨论研究问题。以这样的方式，研究生直接进入研究过程，与导师一起共享研究的方法、技术和最新的研究结果。结果，一批新的、高水平的科学家迅速成长起来。那时，每个国家都可以夸耀自己国家的少数几个有名的科学家，但是只有德国人才济济，而且师承相接，绵延不断。在李比希的科学家中，截至195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40多人！一时间，德国成了世界下一代科学家成长的中心。19世纪80年代大多数重要的心理学家肯定跟冯特学习过，1900年左右，世界各地知名的生理学家，很少有人不是莱比锡大学的路德维希的学生。到了20世纪，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同样，这种师承相传带动的科学繁荣也是美国一道亮丽的风景。
多年来，我一直盼望能读到比一般科学史著作更详细地讲述这种师承相传的书，想更深入进入科学界的知名科学家与门生的“生活世界”，了解这种师徒关系是如何促进科学发展的。如今，我特别高兴地从罗伯特·卡尼格尔的《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一书中读到在20世纪美国发生的一个这样的故事。作者以生动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在美国国家卫生院（NIH）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科学家群体构筑的世界。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以后来NIH首任院长香农开始的一种创造性的研究风格，在四位男女科学家中师承相传。从斯蒂夫·布罗迪到朱利叶斯·阿克塞尔罗，再到所罗门·斯奈德最后到坎达丝·珀特。这四位科学家均属本领域中最杰出的人才。他们每个人都曾做过里程碑式的贡献。人们认为，他们每人都做出了达到诺贝尔奖水平的科学成果，其中至少三人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提名，一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正像我们熟悉的美国物理学和工程学成就一样，美国的医学科学也是在“二战”血与火的洗礼中获得新生和成长的。1942年，在南太平洋地区作战的美军受到疟疾严重侵害，时任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所长香农受命主持抗疟疾药研制的紧急计划。香农召集了一批一流的科学家们开始研究工作。每个人都对研究十分感兴趣，都知道这是极重要的项目。当时战争的环境恨不得“第二天”就出成果，因此搞研究必须瞄准“比现有知识多出两三步的地方”。在这样一种狂热的、盼望出成果的地方，大家没有了常规的刻板仪式，团结一致、热情向上，不断交流信息和观点。布罗迪当年35岁，被香农指定承担整个计划的最关键性实验。1943年春，在不到一年内，布罗迪和同伴解开了阿的平的秘密，使它成为一种强效抗疟药。布罗迪后来写信给香农说，参与疟疾项目，“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激动的阶段之一，那是我职业生涯的真正开始”。布罗迪热情高涨地带着他满脑子的新想法，在随后的科研生涯中，向世界推出他自己创新的新药理学，后来他被称为药物代谢之父。他的热情、态度和学识影响了一批批来到他周围的人。布罗迪成了20世纪的冯特，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最知名的药理学家都是布罗迪的科学子孙。
阿克塞尔罗德是其中一名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本书描述布罗迪和阿克塞尔罗迪结识、合作和分道扬镳的故事，十分动人。读完这一段，我总在想，若不是阿克塞尔罗在命运的安排下来到布罗迪手下工作，很难想象这一样性格谦和、在实验室埋头苦干的技工后来会得诺贝奖！科学大师的影响是无形而巨大的。在布罗迪的指点下，“阿克塞尔罗开始真正地研究科学了”。中国古话讲，“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言真是包含着无尽的真理。而且，那种知名科学家与门生多年密切共事的耳濡目染的影响，常常会在不经意中使门生心领神会，忽然之间长了许多学问和见识。当然，科学家之间也有不和谐、矛盾，甚至更大的冲突，如珀特与她的老师斯奈德就阿片受体发现权上的冲突。这也是此书让我们看到的科学家生活世界的另一面。不过，我总以为，不论是书中描述的、还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科学家之间的有些冲突是难免的，没必要夸大，有一些则很严重。
科学大师是科学事业的开创者和领路人。大师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见识和学问，而且是一种人格的魅力、一种美好的气氛，让人永久难忘。读《师从大师》一书，我总是想起去年有幸在斯坦福大学作访问学者的美好日子。我参加的项目名为“知识经济：网络、交流和运用”，我的访学导师是这个项目的首席专家、技术创新学科的创始人之一N.罗森伯格。他在几次底下谈话中教给我的东西胜过我几年读的书，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大家。我们这个项目每周都有一次中午的Sem in a r。参加者是来自不同系的教授、青年教师和博士生，许多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每次是一个人做一份简短主题报告，大家讨论。我们项目组的五个教授都是各领域非常知名的专家，而且大名鼎鼎的道格拉斯·诺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就在我们项目组。让我至今一直很感慨是，名师和学生是那样平等地讨论问题。当一个普通的博士生做报告时，诺斯也像一个普通的学生上课一样一直仔细地听着、认真地提问题；而诺斯做报告时，博士生也会提出尖锐的问题，站起来和他大声辩论。
大师给了我们许多。
（《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美）罗伯特·卡尼格尔著，江载芬等译，“哲人石丛书·当代科普名著系列”之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1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