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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之所以畅销总有它的原因。建国初期的中国人，广大的知识分子、广大的干部和各界人士，很想了解本来力量并不很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推翻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全国性胜利。我们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靠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广泛统一战线等法宝。人们就很愿意了解。因此我和朋友们合作写的那些政治课教材就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籍。
依我所知，王惠德同我合写的《中国革命读本》，廖沫沙、庞季云和我合写的《政治常识读本》，胡绳、王惠德和我合写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这三种是这类畅销书中最畅销的。这些书中讲的道理通俗易懂，人们容易接受。除《中国革命读本》外，其他两种在未出书前已在《学习》和《〈学习〉杂志初级版》上连载。
这两种刊物本来就已经有很大的发行量。而这两种书出版后又不知道印了多少版。
通俗了就免不了有“简单化”的缺点。比如，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一定要使用暴力，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马克思当时根据世界各国的情况，认为当时在英国、美国、荷兰等许多国家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他认为必须通过暴力取得胜利是有条件的。而且事实上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基本上没有采用暴力手段，就取得了胜利，后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才在俄国国土上发生了战争。但是政治课那么讲，大家都满足，我们也就不想讲得太复杂。而且当时我们也只取得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也只有民主革命的经验，更多的道理也讲不出来。
说它们“畅销”，我也说不出这几本书都出了多少册。那时印书稿酬很高。当时会知道，但当时并没有去记下来，现在更不记得了。我只能说我收到的这几本书的稿费很多。我在生活中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抗美援朝献飞机、国家发行公债、机关修游泳池、办幼儿园我都捐了不少钱。人民大学办剪报公司、中宣部办公室副主任姚黎民也替我赠送他们几万元开办费。我这个经济学家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花钱，也不理自己的财。但我知道我的钱不少，收到的稿费买来公债往抽屉里一放，从不加锁。结果有人“偷”了我的钱，法院审判要我去作证人，我一问三不知，真不好意思。但对这几本书如何畅销，现在能说得出来的印象就只有这些。
这些书，除了后来我一个人写的一本《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外，其他几本都是同朋友合作写的。而且即使是我一个人写的，也同朋友们的合作分不开。因为《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都有配套材料，包括学习这个读本的某一章的“问题解答”，有关这一章的“参考资料”和“如何学习这一章”等好几种的学习指导文章和书。在这些书的编写中我写的最多，这是同我的工作岗位有关。在建国初期我先是担任《学习》杂志总编辑，后来在中宣部负责政治教育外，在国务院人事部干部教育局兼副局长，负责帮助全国政协的委员们政治学习等等。我的这些工作加上编写政治教材，可以说我的工作是全套的。同时合作写书编书只是合作的一个方式。还要有朋友们办杂志、搞杂志社的经营管理工作。这些工作由许多朋友们在做。这里我可以举出好几位的名字：林涧青、张先畴、林子力、马午。马午的工作主要是在《学习》杂志社的经营方面，不在写作和编辑方面。（摘自《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于光远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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