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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排从左至右：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维?、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
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错？要学生绕着自己转，导师、学生都没出息。——王瑶 杨、沈两先生还说，导师是指导你写论文，不能我们讲一句你写一句。——吴宏聪 在学者人格以及研究思路上，跳过五、六十年代，而接上三、四十年代，这一以“复古”为“革新”的潮流，从具体命题到历史人物，再到学术传统，最后落实为教育制度。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谈论“老大学”成为一种兼及雅俗的“时尚”。——陈平原
在《过去的大学》（2000年7月16日《新民晚报》）中，我曾提到“先后问学的几位导师出身西南联大”，当时想到的，主要是中山大学的吴宏聪先生和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季镇淮先生。吴先生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1946年联大结束，随王力先生转往广州的中山大学。王先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七七事变后辗转各地，1942年9月在西南大学正式复学；第二年考入研究院，师从朱自清先生专攻中古文学，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前夕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季先生1937年就读于长沙临时大学，后转入西南联大中文系，1941年考入研究院，师从闻一多先生，1944年修业期满，考试及格。王、季两位先生都是先任清华教职，1952年院系调整时方才调入北大。作为我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的导师，吴、王二位先生对我的治学乃至人生道路有很深的影响，这点几乎不必论证；季先生则不一样，我并没有真正跟随他念过书，可他是我妻子夏晓虹的导师，故也常有拜谒请教的机会。
说这些，并非故意摆谱，炫耀自己“师出名门”，而是想解答一个疑问：作为文革后最早进入大学的一代，我们是如何接续传统的。不必讳言，尽管“大治之年气象新”（1977年广东省的作文考题），师生们意气风发，但学术环境其实很不理想。思想文化上的“拨乱反正”，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重建看得见摸得着、能让学生们心服口服并一意皈依的学术传统，谈何容易！这个时候，老教授们的言传身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青年学生们欣赏并认同七、八十岁的老教授，而对四、五十岁的中年学者则颇有微词，当初以为是古已有之的“远交近攻”，日后逐渐看清楚，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老少结盟”，很可能不是基于功利的考虑，而是学术传统的重新选择。在学者人格以及研究思路上，跳过五、六十年代，而接上三、四十年代，这一以“复古”为“革新”的潮流，从具体命题到历史人物，再到学术传统，最后落实为教育制度。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谈论“老大学”成为一种兼及雅俗的“时尚”。
起码在人文研究领域，经由晚清至五四的破旧立新、熔铸中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生机勃勃的现代学术。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虽然战乱频繁，这种学术传统及其植根其间的大学制度，仍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成长。身历其中，耳濡目染，日后虽有诸多令人很不愉快的“思想改造”，但终未彻底泯灭年轻时刻骨铭心的记忆。一旦“解冻”，年轻时的记忆复活，其言谈举止，竟让青年学生惊叹不已。这时候的老教授，不仅仅是校园里的流动风景，而是肩负着承传学术传统的重任。
1997年11月，在中山大学为吴先生从教55周年纪念会上，我做了题为《为人师者》的发言（发言稿刊《美文》1999年3期），其中提到我念研究生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吴先生明确表示不同意我某篇文章的观点，但仍将其推荐给《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发表。接下来是这么一段：
吴先生的这种胸襟，除了个人气质，还得益于毕业西南联大的学术背景。我之所以敢如此断言，是因为我到北大师从王瑶先生，偶然说起此事，王先生脱口而出：“那是很自然的，没什么好说。当年朱自清、闻一多指导我们，也都这么做。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错？要学生绕着自己转，导师、学生都没出息。”我很高兴，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能得到如此宽厚的待遇；更难能可贵的是，借助吴先生、王先生，我得以理解西南联大乃至老北大的学术精神。
吴先生读了这段文字，大为感慨，于1999年9月10日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还附上一帧精心保存的照片。信中有两处涉及西南联大的史事，值得大段引录：
我四年级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曹禺戏剧研究》，当时曹禺的剧作虽然很轰动，但把曹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恐怕不多，“话剧”与“学术”那时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还不太“沾边”，但系主任罗常培（他是著名音韵学家）批准了我的选题，导师是杨振声先生和沈从文先生。但我把论文提纲送给杨、沈两位导师审阅时，杨先生不同意我一些观点，而沈先生却认为论文提纲尚有可取之处，作者对曹禺的几本剧作的确下了一些功夫。我觉得导师意见不同，我夹在中间，很难下笔，提请改换论文题目。但杨、沈两位老师都认为没有必要，论文写出一点新意，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行，你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思路写下去，自成一家之言。杨、沈两先生还说，导师是指导你写论文，不能我们讲一句你写一句。最后我在导师的指导下写了几万字的论文，虽然有的问题没有按照杨先生的意见去写，但杨先生不以为忤，循循善诱，使我受益不浅，毕生难忘。最令人感动的，杨先生还跟闻一多先生一起推荐我留系工作，教先修班国文。
信中附上的照片，是我以前跟你说，我手头有一张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北迁，西南联大宣布结束时，中文系师生的合照，颇有历史价值，如果北大校史陈列室需要的话，可以奉送。去年联大校友会征稿，我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为《向母校告别》，并附上照片，希望图文并发。但编辑发了文章，没有刊登照片（全书均未刊照片），未免可惜。文章可有可无，照片却是历史的见证，十分难得。但事已如此，只有等到联大100周年纪念的时候，再有李平原、王平原或X平原的学者出来撰写《老照片的故事》续编了。现将《向母校告别》复印一份一并寄上，让你“感受”一下（不是“触摸”）当年我们分手时的情景。毕竟我们在艰苦的岁月中共同度过了八年，真有点依依不舍啊，大家心里都有点沉甸甸的，绝不像杜甫说的“漫卷诗书喜欲狂”。
信中打趣的话，指向我的两册小书《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和《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吴先生知道我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历史感兴趣，希望我“乘胜追击”，“啃下”西南联大。
诞生并成长于抗战烽火中的西南联大，只存在了短短九年（1937年8月－1946年7月），前后在校学生不过八千，可在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乃至政治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后人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触摸并阐释西南联大的历史、人物、学术传统与精神风貌，确实极有价值。但以我业余选手的身段，其实很难膺此重任。好在《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等精彩的回忆录、史著以及资料集，为读者之进入作为“历史”或“话题”的西南联大，提供了绝大的方便。
虽然读过不少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但吴先生鲜活的回忆，还是很让我感动。现征得吴先生的同意，在西南联大结束56周年前夕，将《向母校告别》一文以及这幅珍贵照片，奉献给喜欢西南联大的朋友，以纪念这所将永远活在中国人记忆中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2002年6月28日于京北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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