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凭借翻译而致力于沟通的努力是伟大而崇高的。打开《圣经》，在《创世纪》中可以读到有关巴别通天塔的记载：人类向往“大同”，他们要筑一座通大高塔，扬名天下。这触怒了上帝，上帝惩罚人类，让人类流离四方，言语不通。然而，人类没有屈服于上帝的惩罚，他们以英雄般的事业——翻译，向上帝发出了挑战；凭借翻译，他们使上帝变乱的语言得以变成一笔笔带有民族特质的财富，在保存各族文化特质的同时，打破语言的桎梏，沟通着人类的精神。法国哲学家雅克·德利达曾经以《巴别塔》为题，对“翻译”这份伟业进行过深刻的哲学思考和令人近乎绝望的解构，在他看来，当上帝驱散人类，变乱其语言时，就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个不解的悖论：“一瞬间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于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就我们的理解，这一悖论既昭示了翻译的必要性，同时也意味着翻译在绝对意义上的不可能性。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不能没有翻译。数千年来，人类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翻译”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们在“不可为”中争取有所为，而正是通过他们的有所为，人类得以共存与不断沟通，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延续与发展，恰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有关翻译可能性的形而上的种种论点，非但动摇不了翻译在实践上的必要性，反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个思考翻译活动的新视角；面对不同的语言，翻译家们是如何克服语言的隔阂，使看似不可能的翻译活动一步步在实践上成为可能，并有效地推动着人类不可缺少的跨文化交流？在外国文化、文学作品的译介、引进与接受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视界、选择与思考对翻译活动到底有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有过怎样的思考？这一个个问号打开了我们的思路。若能对国内富有经验、译绩卓著的翻译家对翻译、文学、文化的思考文字进行某种总结，编成一套文丛，那无疑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翻译家的高尚情怀和神圣追求；有助于我们追踪他们在种种“异”的考验中，不懈地致力于不同文化交流的生命历程；有助于我们在他们展示的宽阔的文化视野中，更深刻地领悟到翻译的真谛所在。于是，便有了这套精心组编的十二集文丛。
这套十二集的文丛，事实上是十二位翻译家所走翻译道路的一个缩影。十二位翻译家，有内地的，有香港的，语言涉及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语种，他们在中外文化的“异”与“同”之间跋涉。在但丁的故土，在莎士比亚的家乡，在歌德纪念馆的门前，在夏多布里昂的墓旁，在福克纳走过的小径上，在博尔赫斯工作过的图书馆里，在紫式部的宅邸……留下了他们不懈地求真求美的足迹。他们谈翻译、谈人生的文字，他们对文学、对文化的思考，他们对生命、对精神的理解，为我们打开了思想的疆界，带来了永远的希望和梦想。当我们要为这套文丛起名时，“巴别塔”三个字不约而同地映现在我们的脑海：“巴别塔”，通天之塔，它既是人类向往“大同”的历史记录，又象征着人类追求心灵沟通的美好愿望，更是翻译家们默默耕耘，不懈求索的见证。让我们记住巴别塔，记住建设巴别塔的众译家！
（《巴别塔文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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