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原任费孝通学术秘书的张冠生先生从北京给高先生打电话，表示愿意帮他出版，随后北京环球纪事杂志社、河南文艺出版社、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等多家出版单位也都表达了合作出版的意向。其中，陕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副总编和发行部主任等亲自驾车不远千里来山西到高增德先生家中，许诺将以最快速度和最优惠的条件一次性将那些学术史料汇编出版，同时他们还决定将20年前出版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再版一并推出，总字数将达1000万字以上。他们的诚意和实力最终使高先生决定将尘封近20年的珍贵资料交由他们出版。目前双方已经签定了出版合同，预计高先生可以在10月底前交出初稿。
高先生在6月21日给本报编辑部写来一封感谢信，“表达一位70岁老人的谢忱和一位执着于学术史料抢救者的感激心情”。他说，本报的报道使他“遇到了早就期盼的那种既有眼力又有历史责任感的出版家，终于能使尘封了近20年的学术史料有望被社会和学术界认可和发挥作用，怎不令人欢欣鼓舞甚至感到极大安慰？！”记者随后给高先生打了电话。高先生表达了对本报的谢意，同时希望本报转达他对和他联系的各个出版单位和学者朋友们的真诚感激。多年的宿愿得以实现使高先生格外高兴，但言谈中他还充满了对作者们深深的歉意。当年约传的时候，他的真诚和努力使很多人感动，欣然为之作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传记中的大部分都没有得到出版，而这一拖就是将近20年！
“思想是不能复制的。”高先生在谈话中反复提到这句话。记者听来，这句话不仅极具警示性，而且包含了这位70岁的老人20年来难偿宿愿的焦虑。如果没有高先生多年的用心搜集整理，如果没有这次记者偶然得到的线索，如果那几百万字的珍贵史料仍不被人所知，如果没有出版者当机立断下决心出版，我们如何面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那种损失和遗憾如何才能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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