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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最近有人称你是“明星经济学家”，你是怎样评价这个称谓的？
张五常：我从来不用名片。在港大这么多年，我房门上挂的牌子只写着张五常的英文名字。没有教授的头衔，也没有说自己是博士，为什么突然这么多人注意我呢？其实这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我在加州大学也是这样子的。我跟老师之间的对话很有娱乐性的，是很开心，所以他就很喜欢我。我从来不缺课，有一次我去旁听一门课，可是发高烧，那个老师就问学生，为什么史蒂芬还没有来，他们说我生病了，那个老师就取消了那堂课，不上了。
记者：听说，在香港大学，你曾被评为讲课最差的教授，但你演讲每次又都是爆满，能解释原因吗？
张五常：为这事，校长还写信给我道歉，因为班上有四百多个人，只有二十几个人参加投票，都是比较差的学生。其实以香港学生的招法，我应该是最劣的教授，因为我没有讲义，也不写黑板，就坐在那里讲，你能够听到多少就是多少。我进去就讲，一直讲下去。下次我去问前面的学生，上次我讲到什么地方，然后接着讲。
记者：现在很多人在说你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你自己是怎样看？
张五常：其实对于我，得不得奖没什么。我以前从来没说过自己会得诺奖，但这几年说的人越来越多，搞得我自己都想得奖了。有人写文章说我说“诺奖给我，我也不要”，简直是胡说八道。诺奖是一个高尚的奖，我为什么不要（大笑）？
记者：江湖上有句传播很广的话，你说你30年不读书。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语不惊人死不休？
张五常：我1969年以后就没再看书了，我找不到任何理由要读书。20世纪60年代我读过很多书，一个人有读书的阶段，也有思考的阶段。我家里一本经济学的书都没有，我曾经非常用心地念过，三年就睡在图书馆里，读了几千本书，我在经济学上的基础是很扎实的，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云游，游到哪儿就是哪儿，这样才会过瘾，才会有新意。学习的阶段过了，现在是思想的时候。这是我治学的办法，你有你的办法，我的办法你们不喜欢就不要学。我就是想自己要过一下思考的瘾、思考的乐趣，你知道在茫茫大海中，在那个很扎实的磐石上，黑夜茫茫，突然之间见到一束光，那种感受好过瘾。所以我不读书就是这个原因。
记者：有人说你只愿意为大学生演讲，不喜欢为老板棒场？
张五常：很多人不明白我的品性。比如大机构请我讲，那我就要收钱的。有的给我8万，有的给我2万。假如顺道的话，不给钱请我去看看可以。假如是商业机构，请我去讲，我开价就要几十万，因为我不想讲，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价格当然就高。（摘自《海上文坛》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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