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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报人孙犁

2002-07-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滕云 我有话说
1992年初我奉市委调令,延后于6月到天津日报社报到,翌日即去孙犁家拜访——孙犁是我景仰的文学前辈,我知道他也是参与天津日报创刊的前辈报人。孙犁同志确实像待晚辈那样,对初进报社的我以慎言慎行相嘱,其心之诚其语之深,至今让我铭感。

孙犁是1938年春在冀中家乡参加革命工作的,可说是持笔从戎。他历经抗日年代、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随部队进入初解放的天津,既作为一位作家,一名革命文艺战士,也作为一位记者、编辑,一名革命新闻战士,他在晋察冀通讯社和《晋察冀日报》当过记者、编辑,他编过边区刊物《山》、《鼓》、《平原》。1949年1月,天津日报诞生,他是副刊负责人之一,领导和影响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到今天已五十有三年。他是天津日报的元老,是天津日报永远的同仁。

孙犁自言,“在幼年就梦想当一名记者”。他果然梦想成真。1981年他作文回忆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第一次当记者”,初出茅庐的“失败”。我们现在检点《孙犁文集》,其中收辑着他当年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上发表的多篇新闻报道和文艺性新闻通讯,如《访问抗属》、《光复唐官屯之战》、《一别十年同口镇》等等,正是他这位记者的实绩,是他这位革命新闻战士的青春遗响。

从天津解放到五十年代中期,孙犁又重操记者之笔。天津日报刊载的《新生的天津》、《人民的狂欢》以及《小刘庄》、《挂甲寺渡口》等13篇关于天津解放、城市新生活和工人区生活的报道,还有《妇女的路》、《刘桂兰》、《津沽路上有感》等6篇关于天津东郊区农民生活的文艺性新闻通讯、速写,都出自记者孙犁笔下。

从战争年月和解放后孙犁的新闻性作品看,他是不守传统新闻体裁框限的:它们是时事报道,但不守新闻时效性框限;是事实报道,但不守新闻事件性框限;是普通人物典型报道,但不守新闻人物典型报道框限。一般记者关心时政,而记者孙犁更着眼时政下的生活;一般记者关心当下和现在时,而记者孙犁更着眼现实和现实的延伸;一般记者作为观察者,而记者孙犁更作为参与者;一般记者记录客观事实,而记者孙犁更诉诸客体与主体的感觉和情感。由此可见,采访写作中的孙犁,既秉持记者意识,也怀抱作家心地。他并没有违背新闻本质,但因为才性所系,他将文学(非虚构文学)的精神基因溶进了自己的采访报道中,从而使自己的采访报道映衬出文学(非虚构文学)的品质和品相。

孙犁相对短暂的记者工作实践对孙犁文学生命、文学道路的影响,迄今还是孙犁研究的一个盲点。我认为,且不论孙犁为通讯社、报社采写的新闻性报道和文艺性通讯是少是多,这工作本身却极大地促进了孙犁与时代、与现实生活、与人民大众的紧密结合,也极大地促进了孙犁本人作为当代生活的观察者、报道者、参与者、反映者的紧密结合。尤其是解放后,孙犁从农村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城市天津,人进城了,生活进城了,他的心与笔,他的立足点、观察点、写作视域乃至创作道路,都面临着也要进城的问题。从1949年1月到1953年8月,孙犁在紧张地创作《风云初记》的同时,采写了一批关于新生的天津、关于工人和工人生活区的通讯报道和文学速写,说明孙犁是多么认真地、充满热情地试图将自己的写作落点和视点,从久已习惯的农村、久已熟悉的农民,转向比较陌生的城市和工人。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孙犁的伙伴们,在解放区成长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优势与文学思维惯性的一代作家,进城后真正走入工人区的并不多。孙犁是力图走出新路的一位。在报社工作的岗位帮助了他,作家观察人、感觉生活的素养帮助了他。虽然新生活的积累不充分,他仍然热烈地抒唱着新城市、新人群之歌。他借用农村以比照城市认识城市。他原有的、清晰的农村视点与他想获得的但还模糊的城市视点,在孙犁心中笔下交流着,照应着。然而孙犁文学习性的连贯却亏输于孙犁生活的距离。孙犁尝试写城市写工人的笔一时停顿了。1955年与1956年之交,孙犁又作了一次努力。既然写城市写工人难以得心应手,那就写城郊农民吧。于是他到东郊区白塘口乡体验生活,写出一批通讯报道。但孙犁很快觉察到,大城市郊区农民,与他了解和挚爱的那些淳朴的平原农民山地农民大不一样。孙犁感到了失落和无奈。孙犁把五十年代前期所写的通讯速写辑为《津门小集》。那是他“在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作的颂歌”。随着这方面写作的中辍,记者孙犁也就向读者告别了。

但编辑孙犁继续坚持着记者孙犁、作家孙犁没有实现的工作。天津解放前夕,参与筹备即将诞生的天津日报的孙犁,就提前撰写了一篇副刊文章《论工厂文艺》。进城后孙犁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园地,倾力倡导、扶持工人文学创作,培养出一大批工人业余作者,他们中有的日后成了知名作家。五十年代天津工人文学的繁盛,是新中国文学史的夺目亮点之一。孙犁辅导他们,为他们发稿,写文章推介。直到“文革”后,孙犁复出,撰写的第一批文章里就包括为阿凤、万国儒作品集写的序言。孙犁以对工人文学创作的倡导,寄寓着他对天津这座城市及其文学的祝福,寄寓着他这位作家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的希冀。

孙犁在报纸副刊编辑岗位上为天津工人创作,为天津以及北京、河北、山东等外省市业余作者、青年作家的成长所付出的心血,是融进了孙犁本人的文学思想、文学道路的。

的确,以报人身份而论,比起记者孙犁来,编辑孙犁的形象更完整也更突出。编辑孙犁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地走来,农家烟熏火烤的炕头、灶间就是他的编辑部。解放后他成了“天津日报二副”——副刊科副科长,成为编委,他参与“文艺周刊”编务有即有离亦断亦续,却始终不可分。他为“文艺周刊”写的编者启事、说明、按语,他为“文艺周刊”的作者作品所写的评论文章,他总结“文艺周刊”办刊经验的文章,就有二三十篇。他回忆自己编过的其他刊物,写编辑工作体会,为兄弟报刊写关于自己编辑生涯的文字,也有十数篇。孙犁编辑经历久长,编辑思想丰富,编辑体验深厚,编辑见解精到,一般的编辑家、编辑学家,未必能臻其境。但那是需要另作专题研讨的,在这里我只能引录若干“孙犁夫子自道”,以见鳞爪,以示不忘——

“办一种文学期刊,主要是传播进步的文艺思想,发表优秀的作品。”(《文学期刊的封面》)

“从近期起,锐意革新,继承本报文艺周刊传统,努力办成以培养文学青年,辅导业余作者为中心内容的文学期刊。”(《〈文艺增刊〉致读者、作者》)

“本刊以荆钗布裙之素质,自量不足与浓抹时装者,斗艳争奇。”“宗旨不变,朴实无华。”(《文艺增刊更名、编短刊期启事》)

“在我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这一生涯,确实持续的也最长……”(《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

“在过去很长的年月里,我把编辑这一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全力以赴。”(同上)

“我阅读稿件,先是擦净几案,然后正襟危坐。”(同上)

“我不愿稿件积压在手下……”(同上)“我当编辑时,给来稿者写了很多信件……而且信都写得很有感情……”(同上)

“作者原稿,可改可不改者,不改。可删可不删者,不删。”(同上)

“文艺周刊快出到一千期了……一、文艺周刊应该永远是一处苗圃。二、虽然是个地方报纸副刊,但要努力办出一种风格来,用这种风格去影响作者,影响文坛。三、这是一个强调现实主义的文艺刊物。四、对作者,要热情扶植,又要严肃,不能迁就。五、编辑要提高修养,提高编辑水平,要经常出去跑跑,联系作者……”(《我和文艺周刊》)

作为一个晚辈,参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工作的一个编辑,我把孙犁的这些话,把这些关于办刊原则的话,当作孙犁同志对我们的嘱告,把这些关于编辑操作的话,当作孙犁同志对我们的传经。比起孙犁来,我们差得太远。现在,文艺周刊也出到二千期了,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如果我们还做不到,那么,我们也该以赓续传统为念,坚竖我们心中的旌旗。

能够成为一张报纸、一张报纸文艺副刊旗帜的现代作家并不多。我以为报人孙犁,应该是作家孙犁的成就与贡献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为《天津日报》副总编、天津孙犁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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