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
说实话，它带给我的强烈震撼力，并不因一次次重读而有丝毫减弱。问题是，人们读《碑铭》一文时，肯定同我一样认可了看似相同的另一碑铭，即巴乌斯托夫斯基自以为是的误读：“纪念那些征服了海和即将征服海的人。”两相比照，二者看似相同，实则迥异。从直觉上说，后者已完全走味或走样，原碑铭的震撼力已荡然无存。仔细一想，这种误读又并非误读，它作为隐形的权力话语，也深深地刻在一块无形而又历经风化的花岗岩上，只不过因存在于集体无意识而难以觉察和辨认罢了。这大概就是我过去读到它们时竟将其简单等同的原因。
或许，我们只有在深究原碑铭阔大苍远的背景上，才能比较出误读者的误读。原碑铭中被误读者替换掉的关键词语，是“死”和“将要死”。正是这个人所忌讳的畏词，极其平淡而又令人心惊地道出了人作为生存者最本然的命运，和惟一不可逾越的绝对的可能性。
人是惟一能意识到死并纪念死的存在者。
在最终的意义上，死只能被亲历但不可被复述，只能被目击但不可被替代，就像拉脱维亚渔夫出海所遭遇的那样。所有对死亡体验的文学描写，都是基于一种想象。它表明，人类试图超越和游历距己最近又最远的生命大限，而获得的是人类从精神上对它的俯视和理解。这反过来又激活或深化了生命及其短暂的流程。
拉·布鲁意叶说：“理解死亡要比忍受死亡更艰巨得多。”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里尔克说：“死亡乃是生命的一面”，“不要以否定读解死亡。”恍若生之尽头的死，其实就在每个人的生之中涌动、撞响、断裂，或者闪烁。
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样的碑铭，早已存在于，或者迟早要呈现于已死的和将要死的人们中间。至于是谁说出了它并不重要。它就在那儿，并一直在那儿。说出它的人（包括雕刻者），和看见它的人，同样也在“海上”！也在它或猛烈或徐缓的吹拂之中！没有哪个生存者能置身于这样的“海上”之外，从呱呱啼哭到白发苍苍。
无论从本义还是从喻义上说，出海打渔就意味着冒险，冒着海明威笔下的老渔夫桑提亚哥的危险，而写作中的海明威自己也同样置身其中。
由此可见，这原初的碑铭，朝向广大而卑微的生存者，以及向海索取生与死，从而融身于海的生存方式。它启悟般的朴质和大气，就像深海中的浮游藻类在黑夜发出幽蓝的、惊人心魄的光亮！它不仅没有带给我恐惧和焦虑，而且使我慢慢安静下来，平视一切，目击我们所不愿，不敢，或不能看见的波涛般的幽暗。
我在想，诗人奥登把“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亡”这句诗在十三年后改成“我们必须相爱并且死亡”的原因，正在于他将“相爱”便可以逃脱“死亡”的情感判断，转换成了一个更加坦然、从容地面对终极的，智性而博大的胸襟与气度。一个哲人说：“时代处于贫困不光是因为上帝之死，而是因为终有一死的人甚至连他们本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
于此，我反差强烈地感到，“征服”和“即将征服”这种误读碑词所发出的刺人强光。我们的瞳孔因长久承受它的刺激而无法收缩，变得大而无光。征服和即将征服一切！这就是各种形式的征服者所共有的强权意志和通行证。它很少不被孤悬、扩张到覆盖一切的程度，以至于连本然的“征服”也被遮蔽了。
问题是，这种征服者虚妄、浮躁、偏狭、唯我独尊的狂暴心态，依然在蔓延，在滋长。在自然、社会、艺术、语言、思想等各个领域内，都可以找到它有形无形的暴力形式。而作为征服者的人或主体意志，悲剧性又喜剧性地，成为征服暴力的执行者和受难者。
实际上，人类对此很早就有过思考。安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美术馆里的，米开朗基罗的雕像《胜利者》，便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象征：一个体态健美的青年抓着一个俘虏，但胜利者的脸上却反倒挂着悲哀、忧愁和迷惘的神情。他似乎陷入了深思。他肯定在质疑和反问自己：这就是征服者的胜利么？
问题的性质已变得很清楚：被彻底征服的海，肯定不再是海。被彻底征服的文学也肯定不再是文学。然而，几百年过去了，人类已经将“俘虏”扩展到一切他所能触及之域。在巴氏碑铭上，人与海的关系已由原来“在世界之中”的、相互接纳的依存关系，被偷换成相互剥离的对象关系，也即“在此”被偷换成“对此”。可以肯定，这一微妙置换是出自于无意识改写的结果，但它却蕴含了人类历史的不无悲剧色彩的转折：当人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建构的时候，人就把自己通向“诗意地栖居”的敞开之路完全堵塞了，从而作为此在的人，便面临生存之根被拔起，家园被破坏的多重困境。形象地说，当拉脱维亚渔夫开始使用现代渔船和电网捕鱼时，看起来被征服的“海”已距“死海”为期不远了。
如果说，二律背反已经成为人类的必然命运，那么，“征服”这样的命运，只能是在征服的可能与被征服的可能处于本然共存、相摩相荡的隐秘和谐之中。这是我所理解的“征服”的本义。
让我们纪念他们！并且，倾听“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的呼喊，包括桑提亚哥老人的呼喊：
鱼啊，我到死也要跟你在一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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