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休斯接受一个日本左翼作家组织之邀到筑地（Tsukiji）剧院座谈。令他感到吃惊的是那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原来这里是左翼人士和反战分子们活动的场所。大家经常在此举行各种活动，反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休斯的出现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当他乘“加拿大皇后”号客轮启程前往中国的时候，日本警方立即通知日本在上海的领事馆严密监视休斯在中国的行踪。
1933年的上海虽然尚未被日本占领，但作为一个黑人，休斯强烈感觉到被外国殖民主义者奴役和歧视的中国人民的悲哀。他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而愤怒，同时也亲眼看到日本人在街头迅疾地抽打中国苦力的嘴巴，其凶蛮的气势较之那些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休斯抵达上海刚几个星期，日军的飞机便开始轰炸闸北地区。在此之后，到处都充满了日本宪兵。这些人表面上看是在维护社会秩序，但对于当时日益泛滥的鸦片、卖淫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却置之不理。休斯在后来于1956年出版的《漫游与畅想》（I Wonder as I Wander）中是这样记载的：“暴力与凶残，贪污与腐化，这就是这年夏天我到上海以后对它的真实印象。”此时的上海是外国殖民主义冒险家的乐园，用铁丝网圈围的租界随处可见，周围由巡捕把守。休斯在这里仿佛置身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梦境一般，到处是邪恶、贫穷、赌博、种族歧视和吸毒，这一切使他觉得上海是自己所到过的最糟糕的城市。他曾冒险独自一人到纺织厂考察，发现那里有许多被人贩子转卖来的儿童，每天都在没日没夜地拼命劳作，成了工厂的奴隶。休斯将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一首革命的长诗，题目是“怒吼吧，中国”（Roar China）。在诗中，他号召中国民众起来反抗殖民统治，打碎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同时，他也很清楚靠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众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就在六年以前（1927），蒋通过四·一二政变在南京组成了右翼政府。这段中国历史是他在莫斯科时陈思兰小姐告诉他的。
他还坚信，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汪伪政权都不可能使中国人民看到社会改良的希望。因为此时的蒋介石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地忙于剿共，完全没有奋起抗日的战略意向。
通过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接触，休斯了解到中国人民把最终的希望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虽然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休斯访华期间见过鲁迅先生，但他自己却十分肯定地在自传中记录下与这位伟人的会晤，并在《漫游与畅想》中将其称之为他这一时期所见到的最有影响的一位作家。此外，休斯还受到了宋庆龄的接见。在共进晚餐时，他告诉孙夫人自己刚刚去南京拜谒过孙中山先生的墓茔，他本人十分欣赏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主张。
令鲁迅先生始料不及的是他竟因休斯而担了个骂名。傅东华在1933年的《文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休士在中国”的文章，指责当时中国文艺界重视“名流”，而且有“肤色上的顾忌”。他特别提到，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在接待萧伯纳时表现出的热情与休斯在华期间所遇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受到无端的责难之后，鲁迅先生立即回应发表了《给文学社信》（后收入《南腔北调》），说明这回招待休士，自己并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才未能如期到场。因为这件事，他还愤然退出了文学社。
7月25日，休斯离开上海乘太洋丸（Taiyo Maru）轮船取道日本返回旧金山。途经东京时做短暂停留。日本左翼作家组织为欢送他返美特意举行了午餐会。但是就在这次活动之前，日本警方逮捕了休斯，他们还派人押着休斯前往他下榻的酒店客房搜查。同时还宣布禁止他在日参加任何活动，责令以书面形式交待自己在华期间都见过哪些人，参与了什么活动，特别是与共产党有过什么接触。此外，日本警方要求休斯在48小时内离开日本，并且不允许他再次访日。
休斯虽然也曾向日本警方声称将把自己的遭遇向美国领事报告，但是当他被日本警方拘捕的时候，他并没有真的与美国官方取得联系。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那些官员们能向着他这样的黑人说话。在离开日本前，休斯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一直同情他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伍德（Stanley Wood）。伍德对日方拘押休斯并到酒店搜查的经过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可是不知为什么，后来《纽约时报》并未采用伍德的稿件。只是在1933年7月25日星期二的报上刊登了一条简讯，称休斯即将由日返美。在日期间他因与当地共产主义组织有接触而被日本警方驱逐出境，同时有11位日本作家也在休斯所住的酒店内被捕，他们被指控为共产党人，经过简单的录取口供之后他们获得释放。
日本警方后来将休斯的口供提交给美国远东情报部门。这篇东西虽然经过日方整理后充满了轻蔑的语气（如大量使用“黑鬼n igger”这样的词汇），但却真实反映了休斯对共产主义组织和共产主义的态度：“我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并不反对并且同情和支持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所有的被压迫人民。说到底，我是一个对共产主义和被压迫人民斗争感兴趣的斗士（liberalist）。”
休斯本人无从得知，他的这份口供文件后来被转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当时的负责人是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一个奉行反共、反黑人政策的右翼铁腕人物，后来当上了美国总统。联邦调查局将休斯的案底文件一直保持到诗人去世。
1933年夏天，在经历了14个月的游历之后，休斯回到旧金山。其时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尚未结束，但是休斯却格外兴奋，他说：“不管有没有大萧条，回到自己的国家总是令人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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