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出版的为数不少的杂文著作中，《怪味品书》应当是很值得关注，也很值得研究的一部。我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提示，固然包含了对该著所呈显的整体思想和艺术质量的称赏与推重；但这里更充分、也更重要的理由却是：一部《怪味品书》从话题选择到意旨取向，再到风格与语言的营造，都打上了鲜明的个性化的印记，都渗透着不随他人，不趋时尚，我行我素的精神，都传递出积极尝试，努力鼎新的特质，这使得通部作品在现代杂文创作的大背景之下，最终具有了普遍的文体探索和艺术实践的启示乃至借鉴意义。
正如书名所示，《怪味品书》在别出心裁，逸出常规的“品书”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文本建构。而该书所“品”之“书”，并非是对一切书籍的泛称，而是专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这令我不禁联想起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内容相近和体式相似的著作，如张恨水的《水浒人物论赞》、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论》、牧惠的《歪批水浒》等等，他们均把杂文写作和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品评嫁接到了一起。不过，与《水浒人物论赞》等著作相比，《怪味品书》毕竟有着属于自己的追求和特性，这突出表现为：一样都是以杂文笔法谈论古典小说名著，它不像前者那样着重对作品本身烛幽发微，撷英咀华，力求于别开生面的自由挥洒中，彰显其神髓与精妙，最终体现学术的立场与价值；而是坚持从古典小说名著中发现和提取有内涵、有意义的人物、情节、场景等等，凭借逻辑事理和奇思妙想，将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让古人演今事，令今事显新意，由此做到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不妨一读《孙大圣像知识分子？》。该文由《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行为说开去，通过分析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一方面批评了天庭对孙悟空的偏见、歧视和不能知人善任，量才录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悟空身上存在的狂傲和自负。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就悟空说悟空，而是很自然地寄寓了作家有关现代知识分子命运与状态的思考，这使得通篇作品变成了对当下的发言。同样，一篇《曹兵到底多少万？》，抓住《三国演义》中赤壁大战曹兵的数量做文章，利用诸葛亮和周瑜在不同情况下，出于不同的目的，选择了不同的说法这一事实，敏锐地提出了孙权作为最高统帅应当如何看待数字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很自然地连接和反照着现实生活中围绕数字统计所出现的弄虚作假的流弊。这时，作品针对古人的侃谈与评价，实际上包含了很强的时评性和警世性。显然，诸如此类的作品既有效地保持了从古典文学遗产输入的丰沛的历史文化含量；又有力地弘扬着杂文一体古为今用，直面现实，激浊扬清的特性，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境界。
与个性化的话题构思和意旨取向相协调、相呼应，《怪味品书》在整体的艺术表达和风格营造上，亦有明显的独具匠心和独辟蹊径之处。如众所知，中国现代杂文能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是与鲁迅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创造性发展分不开的。而作为典范的鲁迅杂文从一开始就具有表达和风格上的二重性，即：从创作主体全部爱憎出发，既毫无忌惮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弘扬坚韧勇敢的战斗性；又在文明与社会批判中渗入了讽刺和幽默，追求舒展乐观的趣味性。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便是：杂文作品既要是“匕首”和“投枪”，是“我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又要“给人愉快和休息”，便于人们做“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此二者不可偏废。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特定历史环境以及相应社会心理的影响，文坛对杂文的认识和把握更多属于前者，而不知不觉地忽略了后者。这样的创作取向，如果发生在光明与黑暗殊死搏杀的年代，自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只是一旦延续到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今天，则难免有偏执、绝对和不知变通之嫌。相比之下，《怪味品书》恰恰呈现出较前有别的艺术风致：该著尽管也坚持立足当下，针砭现实，也敢于指谬抉误，钟鸣棒喝，但所有这些并不是一个劲的嬉笑怒骂，口诛笔伐，更不是无节制的锋芒毕露，刺刀见红，而是每每用一种洒脱不羁的思维和颖异敏锐的目光，来巧妙生发和机智品评古典小说名著里的人物或情节，使其在与种种现代生活现象的对接中，构成幽默、诙谐、风趣、别致，直至“怪味”充盈的言说，进而从容舒展地传达作家独特的人性臧否与社会评价。譬如，《武松的吹》通过分析《水浒》英雄武松于不经意间的吹牛皮，指出了人本事再大也不可言过其实，否则难免摔跟头的道理。《周瑜的“糖衣炮弹”》利用《三国演义》里刘备客居东吴，面对佳人、美食、豪宅、最终不曾“下水”的描写，强调了当今条件下加强外界监督，对于领导者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而《尤姥姥傍大款》和《贾雨村的牌技》，则让《红楼梦》中的两个人物现身说法，由此点出日常生活里并不鲜见的人生误区与小人伎俩……。应当承认，如此这般的文字是严肃的，但又是轻松的；是深沉的，但又是热切的。它们无疑继承着鲁迅杂文中讲究趣味，贻人愉悦的另一面，其结果自是丰富和发展了今日杂文创作的风格与形态。
似乎还有必要说说《怪味品书》的语言。在这方面，该著亦不像常见的一些杂文作品那样，或造语曲折，或文白杂陈，而是毅然选择了彻头彻尾的口语化、大白话，再加上一点俚俗化和俏皮话。这样一种语言向度，经过作家的精心打造和高度融合，不仅大大强化着作品的谐谑因素与喜剧效果，而且还很自然地形成了平民化和本色化的叙述风格，它最终突现的是作品与作家鲜明个性。行文至此，我脑海里浮现出宋人郑思肖“花开不并百花红，独立疏篱趣未穷”的诗句——如果说今日杂文世界已经是百花竞放，那么，在我看来，蒋元明的《怪味品书》正堪称“花开不并百花红”的一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