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饱蘸深情的文章谈钱谷融先生。首先引述了钱先生那个超然的“桥”的人生观，即要“尽情乐享我这有限的生命。浮名骗不了我，富贵嫌他噜苏。我要放开心灵的脚步，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上作一次伟大的驰骋”，等等。作者对此分析道，他这种“欢喜”的人品文风，既源于从小对文学的心向往之，有着天性自然的一面，更来自特殊年代对“苦大仇深”的招架智慧，有着本心自觉的一面。这后一面，又立刻使我想起去年钱先生发在《扬州大学学报》并迅速被人大文艺理论报刊复印资料转载的《新世纪与青年学子论学》一文来。文章开头说：“为什么大家知道我，因为我写了那篇《论“文学是人学”》，我是批出了名的。1979年后我带了很多的研究生，他们都不错。所谓‘名师出高徒’，事实上高徒出名师，是他们把我抬出来的。”所以，尽管他的高徒们有时总不免纳闷，以先生的资质何以不那么“勤于写作”，在先生看来也便莞尔一笑，兀自做个“懒散的、毫无作为的人”了。
钱谷融先生的“欢喜”由于经历了人世间的沉浮荣辱而本心自觉，几十年来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去追求美，追求趣味，散淡如诸葛，流连盘桓于“人学”天地不忍离去。我想这和启功先生的“乐善好施”表面上一动一静，大相径庭，其实都是毅然走过了坎坷道路后的、至情至性的真诚。
谁能否认呵，“欢喜型”学者，应该说是学者人格的最高境界？纵然，也许还会有主动和被动之别。主动者给世界留下了欢喜，被动者给自己留下了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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