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著在其《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的坚实基础上，以王渔洋为中心，揭示康熙朝诗学的若干侧面，是对文学史研究的创造性实践。其创新处在于将自己独特的文学史观运用到研究中，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蒋著认为，资料的多少决定了文学史具体的研究方法，材料稀少的上古，可以运用详尽记录的考古方式；材料稍具规模又不太充分的中古，可以用综合、描述的方式对历史原生态进行整体性认知，达到一种结构的真实；资料丰富的近古（明清），则可以进行“过程”的研究，使文学研究真正深入到文学活动的过程中、走进文学事件和文学史情境中去。本此宗旨，蒋著对清代诗人和诗论家王渔洋的诗学做了一番“进入过程”的透视，如通过钱谦益、王渔洋之间微妙关系的细节探讨，指出清诗在王手中才得以展现自己面貌；通过排比王渔洋词学活动的年表，指出王在清初词坛的重要意义；通过研究一向无人注意的王渔洋的古诗声调论，指出清代学者对古诗声调问题的各种立场。在这不同侧面的细节描述中，康熙朝诗学的基本走向就逐渐从迷雾中走了出来。比起过去那种平面地诠释理论问题和评价作家作品的水平的框架式研究，这种将理论问题历史具体化的做法令人赞赏。
戴著围绕不同主题，对过去文学史的编撰和研究做了尽量客观化的回顾，是对文学史学科历史的系统清理。如第一章《新知识秩序中的中国文学史》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近代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是如何一方面学习接受西方的叙述语言与文学观念，一方面又返身到中国古人的诗文理论中，寻找外来知识与本土经验的结合点，以获得对过去文学遗产新的理解与解释的复杂过程。第三章《作为教学的中国文学史》和第四章《从“民间”到“人民”——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论》，研究了1950年前后文学史意识形态的确立和观念变化，剖析文学史与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府权力的关系，探讨在同一种阅读范式之下，文学的丰富多样性是如何丧失的。第五章《写实主义下的文学阅读———中国文学史经典的生成》梳理了小说理论中的“写实主义”，怎样蔓延到诗歌及其他文体领域，在中国文学史中充当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阅读理论。戴著注意文学史与政治、教育、学术传统、外来观念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使新时期以前的中国文学史面貌得以较为清晰和深入地呈现，这种细微周到的学术史研究，自然比那些大而无当、玩弄理论的论著更有学术意义。
如果说两种著作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蒋著中一些新颖但乏确证的推断让人难以尽兴；戴著也许为了保持自己客观化的叙述立场或是为了避免做“套中人”，往往隐藏自己的观点，使上下文之间的语言张力拉大，让读者有些难以进入。另外，戴著对中国文学史家致力真实文学历史还原的做法表示怀疑，笔者则以为，求真是科学的标志和象征，如果承认文学史做为学科的科学性，谁都不会怀疑求真同样是文学史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只是谁都知道历史不可完全复原，所谓真实文学历史的还原包括蒋寅提出的进入过程的研究，只是一种取法乎上的崇高的学术理想，因此真实文学历史的还原并不等于客观真实的原生态还原，似乎可以理解为在文学史中呈现出意义并逼近原生态的真实，如蒋著中通过辨明《渔洋诗则》的伪书性，澄清了人们对王渔洋诗学的一些误解，并传达出渔洋诗学与冯班、赵执信诗学的错综关系，这种真实当然是文学史家孜孜追求的。
值得注意的是，蒋著和戴著均是厚积薄发的产物，蒋著仅18万字，戴著正文亦不足20万言，但都是沉潜了近十年的心血结晶，而且又都是以论文结集形式而成，不求形式上系统和面面俱到，只在各文之间保持其内在联系性。拜读之余，不禁由书里想到书外，对闹哄哄的学术界感慨良多。
众所周知，学术人对目前的学术界现状越来越不满意，专著撰写的字数越来越多，理论体系建设的越来越庞大，而撰写的时间却越来越短，水分含的也越来越高。往往一二年间，百余万言出手，除去百分之九十多的陈词滥调和剽窃抄袭，剩下不多的自家产品还拿不出质量合格证。于是学术圈也如演艺圈，丑闻不断：某某博导剽窃学生成果，某某学术名家抄袭国外论文，《某某儒教史》被讥为“学术界的豆腐渣工程”，《某某人口史》被讽为错谬百出……在我看来，学术界这种浮躁现象和价值失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学术的功利化，当前学术人的职称、地位、物质待遇与你承揽了多少国家课题、出版了多少专著、发表了多少字数密切有关，于是学术人争相攀比出书的速度与数量，以换得较为优裕的研究环境。不少学术人自嘲说，等我正高职称拿到手了，再真正搞点学问吧。但想要保住这种优裕，又不得不继续追求速度和数量，结果学术人和学术界就在这种悖论中潮起潮落，整体上难有创造性地建树。以古代文学研究界而论，较为耐读的如钱钟书先生的《七缀集》、袁行霈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葛晓音先生的《汉唐文学的嬗变》、王水照先生的《苏轼研究》、陶文鹏先生的《苏轼诗词艺术论》、包括笔者所评价的《王渔洋与康熙诗坛》、《文学史的权利》等，都是长期研究中的智慧闪光，绝非为职称或功利目的赶制出来的，因此篇幅虽不是很大，但一篇就是一篇，水分极少。而大批短时间便烘烤出炉的著作，虽然大都有一个不错的名字、骇人的篇幅，其学术品位却令人大倒胃口。
学术界目前很有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可以依赖的学术质量评估机制，只要对学科具有重大建设意义，一篇论文也可以评教授；而那些假大空的论著，即使其产量再惊人，也应统统扫到学术的垃圾箱里。如此，才能激励学术人对学术生命的真正思考和沉潜钻研，改变学术界重量不重质的不正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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