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一个最朴素的真理告诉我们，人要生存，首先要解决吃穿住的问题。可以说，吃穿住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但是，当人类已经解决了吃穿住的问题，另一种需要就会被提升起来，这就是人类的精神需要。文学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方式，正是用来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人们常常把文学比喻成人类的精神食粮，这形象地说明了文学对于人类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以上是就最一般意义来说的，文学是人类满足精神需要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常常停留在这一认识水平上。实际上，从更为本质的方面来看，人之所以不同于其它动物，就在于人类把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并使之成为人类内在的和本质的需要。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这个方面就越是突出。人类的生存正是以满足这种更内在、更本质的需要而展开的，从这一意义来讲，文学不是别的，文学正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
当代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说，“诗不只是此在的一种附带装饰，不只是一种短时的热情甚或一种激情和消遣。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在海德格尔看来，文学不是现实的装饰物，更不是一种消遣。海德格尔把诗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如果我们仅仅把文学看成是一种消遣、一种激情或者是一种虚幻，这是肤浅的。文学对于人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海德格尔曾通过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做出深刻的阐释：
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诗与人的生存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难道生存不是与诗格格不入吗？但是，海德格尔却发现了它们之间在本根上的联系，那就是人的生存在本质上是诗意的。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劳绩，不仅培育大地上的植物，而且还用各种工业手段生产出人类需要的物质财富，可谓充满了劳绩，人类也因此而自豪。但这并不是海德格尔所理解的生存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无论有多少劳绩，还只是一种有限的世界，而人类却应该冲出这有限的世界，达于无限。诗意的栖居，不是让每个人都去写诗，每个人都去幻想。这样的理解是表面的。海德格尔认为，诗创造持存，诗言说无。无，不是没有，无是无限。无限是什么？无限就是对有限超越中的一种自由状态，而这种自由只能存在于精神世界。从劳绩到诗意，实际是从物质到精神，进而也就是从有限到无限。海德格尔看到了近代以来，人类无节制地发展物质一维，而精神却失去了根基。
人类生于世界之中，长于大地之上，人之所以不同于其它动物，就在于人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海德格尔对于欧洲丧失精神的现实深感忧虑，他说：“这个欧罗巴，还蒙在鼓里，全然不知它总是处在千钧一发、岌岌可危的境地。”人类不能没有精神，不能没有灵魂。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文学和艺术使人的精神发达起来，提升起来，文学进而成为人类生存的一部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根基。人类不能没有文学，人类需要文学。文学家总是以第一次见到的目光打量世界，打量生活，从而把人类从日常的琐碎生活中提升起来，使生活充满了鲜活而生动的色彩。在海德格尔那里，文学的诗不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人生，是一种存在方式。诗不仅是诗人的而且是人类的。你可以不是一个诗人，但你却不能不是一个诗意的存在者，因为人类本真的存在方式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点与中国的文论家们有着惊人的一致。清代的袁枚说：“所谓诗人者，非必能吟诗也。果能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如其胸境龌龊，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乃非诗人矣。”不难理解，这里的“诗”是人生诗意的栖居，是人的生存状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技艺。
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栖居…》一文中对流俗的诗学观点作了十分严厉的批判。首先，文学被当作不真而无用的东西，诗成为闲者轻浮的梦幻，诗人用梦幻代替行动。一种虚幻不真的东西当然毫无现实的作用，至多是一种美化。其次，文学的标准产生于那些专门制造公众意见的机构，把文学看成是一种现成工业制品，这制品仅仅是生活的复制，正因为如此，迫于日常辛劳的人们是无暇顾及诗的。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刚好相反：
诗人却把天空景象所焕发的一切光明、天空行进与呼吸的每一声响，都呼唤到他的歌词之中并在那里把它们锻铸得其光闪闪、其声铮铮。可是诗人——假如他是一个诗人——并不仅仅描绘天空和大地的显象。诗人在对天空加以观察时所呼唤的，是一种东西，它在自我揭示中遮避自身的显现，并且的确就是那遮避自身者。
真正的诗与诗人是“去蔽”的，是歌吟存在的。只有在诗意的状态下，人才出场，才被照亮。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测度是诗意的，尤其是我们对日常生存的非诗意评价与感受。当我们说生活毫无诗意时，我们事实上是对生活提出了诗意的要求。当我们感受到无诗意的单调与无聊时，恰恰是诗意的渴求在压迫我们——因为我们的本性是诗意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将非本真的无诗意的生存评价为沉沦，而将本真的诗意的生存评价为超越。诗意不是一种轻飘浪漫的状态，而是人本真生存的光华。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命题：“歌声即生存。”
海德格尔使人们相信真正的文学正是描绘出诗意生存的伟大空间，让生命在敞开的大地与天空间歌唱，这样的文学无论是批判的还是赞美的，都是勾画诗意的雄伟景观。我们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这样的启示：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需要诗，是源于生命与生存的需要，本真的生命就是诗化的生命，是人类诗意的栖居。文学从来不是少数人掌握的一种技艺，而是人类的生存状态。
按照海德格尔的描述，文学是这样一种景观，它在大地与天空之间创造了崭新的诗意的世界，创造了诗意生存的生命。只有在艺术世界里人类才是大地与天空的真正领会者。海氏借用赫贝尔的话说：“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我们都是些植物，我们这些植物必须扎根于大地，以便向上生成、在天空中开花结果。”在这样的境界中人类重新感觉了天空和大地，此时的大地是“指那些支撑与环绕我们，激励与镇静我们的东西，亦即所有那些可见、可听、或可触摸的东西：感觉之物”，而“天空是指所有我们不是凭感官觉察到的东西：非感觉物，意义，精神”。大地在海德格尔那里成了具体可感的世界，天空代表了人类向上的精神追求，但是日常生活被非诗意遮蔽着，因此我们总是通过文学的引领到达诗意，感受无限，领悟神圣，这才是人类本真的生活状态。对此，海德格尔做了如此诗意的描述：
语言却是联接完满深厚感觉之大地与精神之大地与崇高无畏精神之天空的路径（Way and steg）。 这是何种意义上说的呢？语言之词在人的话语中发音和回响，在铅字印出的字样中现身和闪耀。话语与铅字的确是富于感性的，然而它们总要显露和言说一种意义。词作为一种富于感性的意义，行走在大地与天空之间的广阔地带。语言敞开的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处于天地之间的人栖居在世界之家中。
没有诗意的世界，是世俗的寻常的，人不过是天地之间的寻常生灵。而文学的语词却成为联结天空与大地的道路，有了这样的联结，人便从宽广深厚的大地指向崇高神秘的天空，由此进入诗意栖居的家中。于是我们可以从海德格尔的诗学里获得这样的启示：从人类的物质世界（大地）——经过艺术作品（世界）——进入神性诗意的精神领域（天空）。
在海德格尔看来，一件艺术品便建立了一个世界，展示了无限的大地。世界与大地的冲突就是真与非真的冲突。正是在这种冲突中，一个世界建立了，一个世界摧毁了，一个大地隐匿了，一个大地呈现了。摧毁的是世俗的世界，建立的是诗意的世界；隐匿的是静止的大地，呈现的是联系的艺术的大地。海德格尔曾以梵·高的名画《农鞋》为例分析艺术作品的本源，分析艺术作品的大地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甚至不能在梵·高的画中看出这双鞋是放在什么地方的。这双鞋的四周空无所有，除了一个不确定的空间，鞋子上甚至没有泥土与乡间小道的尘土。一双农鞋，仅此而已。
但是，从鞋之磨损了的、敞开着的黑洞中，可以看出劳动者艰辛的脚步。在鞋之粗壮的坚实性中，透射出她在料峭的风中通过广阔与单调田野时步履的凝重与坚韧。鞋上有泥土的湿润与丰厚。当暮色降临的时候，田间小道的孤寂在鞋底悄悄滑行。在这双鞋里，回响着大地之无声的召唤，呈现出大地之成熟谷物的宁静的馈赠，以及大地在冬日田野之农闲的荒芜中神秘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之必然需求的无怨无艾的忧虑，浸透着克服贫穷之后的无言的喜悦，临产前痛苦的颤抖以及死亡临头的颤栗。这器具归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得到保护，正是从这被保护的归属中，这器具归属于大地之中，这器具本身才得以栖居于自身之中。
不过，也许只是在这幅画中，我们才注意到有关这双农鞋的一切。农妇只不过不经意地穿穿这双鞋而已。如果此不经意果真如此也就罢了。当夜深人静，农妇在沉重而又强健的疲惫中脱下它，当朝霞初升，她又伸手去取它，休息的日子她将它放在一边，她毫不经意，从不思量这一切。这器具的器具性的确就在于它的有用性。但这有用性本身则存在于器具的本质性存在的丰盈之中。我们称此丰盈为可靠性。正是凭此可靠性，农妇才得以参与到大地之无声的召唤中；正是凭此器具的可靠性，她才确信了她的世界。只是在此器具中，世界和大地才为那些与她的存在方式相同的人而存在。
艺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带到了诗意的状态之中，在此诗意状态中作品建立世界，展现大地，进入了生活的无蔽和敞开的境界，进入诗意的澄明。然而这一切是通过梵·高的农鞋的画揭示出来的。这里的天空、大地、农妇和鞋构成了一幅诗意的景观。这就是存在者在其存在中的开启，就是澄明，就是本体的诗化。在艺术作品中，人彻底摆脱了非本真的浑浑噩噩的生存方式，世界才真正进入了存在的光亮之中，人生在世诗意般地彰显出来。
海德格尔诗学的意义在于把一般理解上的外在的文学，还原于生命的状态。这样，文学的真正意义也就上升为生命与存在的意义，人类的本真生存方式总是要寻求诗意的栖居，伟大的文学家总是通过作品揭示出世界的意义。通过艺术的世界，揭示大地，展现天空，大地变得宽阔而宁静，天空充满无限的神性，人在此间是如此的澄明而生动。这样，问题就变成了不是我们是不是需要文学，而是生命必定要诗化，必定要文学化，生存的道路只能是诗意的道路。
（摘自《文学是什么》傅道彬、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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