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积明在《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江汉论坛》2002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学术至清代有一大流转，顾亭林说：“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发出了重建学统的号召。至乾嘉时期，清儒已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面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正是通过如上三个方面，典型地体现出清学重礼、重学、重行为效应的色彩。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以上续孔孟学统为旗帜，彻底打乱了宋明以来儒学的“心性理气”、“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谱系，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统一。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虽然表现形式是“复古”，但其历史内容却是“近代指向”。
王艳秋在《“义以建利”与“以义制利”——传统儒学义利观的二重义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传统儒学义利观以孔子提出的“义以为质”为基本立场，它在义利之辩中具体展开为“义以建利”和“以义制利”两个方面。义利观的二重义蕴在先秦均曾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因而具有较为合理和稳定的形态，但“义”功能的双重预设内在地蕴涵着矛盾，使两个方面实际上存在着分离的趋向，正统儒学分别发展或强化了其一个方面。到明清之际二者虽又有了平衡发展的契机，但明清诸儒的探讨是在原有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因而没有摆脱传统儒学义利观的困境。这一使命即便在近代也没有很好地完成，而成了我们今天仍然必须面对的问题。
周先慎在《苏轼的人格魅力》（《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苏轼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奋厉当世志”。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地位和事功，而是爱民和为直道而献身，处穷仍不忘兼济天下之志。二是忠言谠论，直而不随，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三是超然物外，旷达乐观，身处逆境而能保持心境的安适，超脱于世俗的苦乐和生死之外，追求进入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自由的精神境界。四是和诗歌共着生命。他对自己平生功业的评价表现出独特的人生价值观。他有“诗能穷人”的深切体验，却认同“诗穷而后工”的观念，自觉地在穷蹇的境遇中追求诗艺术达到新的境界，表现出极宝贵的气骨与诗胆。
关于秦桧归宋，虽无详实的历史记录，但一般史家都认定是作为奸细由金人纵归。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如何忠礼先生在《南宋史稿》等论著中认为，秦桧是逃归宋朝，不是金人的奸细。王曾瑜在《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研究历史忌讳孤证，尤其不能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这是一条常识性的规则。而何先生主要是注意了《老学庵笔记》的孤证，似乎是对秦桧不是奸细提出了新说，但由于对相关史料和论证采取了回避态度，因此很难成为有力的新说。若能仔细分析秦桧归宋的各种疑点和当时人记载的各种史料，人们判定秦桧是奸细，大致是没有冤枉他的。
林邦钧在《“复”与“变”的互动——论陈子昂诗歌理论和创作的重新》（《齐鲁学刊》2002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唐代诗僧皎然认为陈子昂的诗歌“复多而变少”。如若其然，则子昂何以成为有唐一代诗风的开创者？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推陈出新，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样富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理想，并将唐代诗歌的审美品味标定在一个崭新的高度。惟其如此，才有嗣后盛唐诗歌创作“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者建安为传，论官商者太康不逮”的特征。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古体还是律体，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风格声律，都能在在继承的基础上颇多创新。这可谓由“复”求“变”，“变”中有“复”。盛唐诗歌之所以能“变汉巍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陈子昂功不可没。
陈铁民在《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边塞诗是盛唐诗歌高峰上最鲜明的一个标志。边塞诗的繁荣，是与盛唐文人的入幕、游边和使边三个方面是分不开的。盛唐文人入幕绝非个别现象，不少文人入幕和对边塞军旅生活的真切体验，为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和得以取得突破前人的成就，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边地不少州县官吏长时间居于边地，也是推动边塞诗创作的一支力量。在盛唐边塞诗的作者中，曾出塞者是创造的基干和主力。著名边塞诗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王维等，都有出塞的经历，而且他们出塞的时间长、次数多，边塞生活的体验最为丰富和充实。这个事实印证了一个原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刘梦溪在《文艺研究》第三期发表长篇论文，探讨《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诸问题，其中特别提出王国维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有“十重矛盾”，即第一、个人和家庭的矛盾；第二、拓展学问新天地和经济不资的矛盾；第三、精神和肉体的矛盾；第四、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第五、“知力”与“情感的矛盾”；第六、学问上的“可信”和“可爱”的矛盾；第七、“新学”与“旧学”的矛盾；第八、学术和政治的矛盾；第九、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的矛盾；第十、个体生命的矛盾。他说正是这些矛盾为王国维之死埋下了伏线、种下了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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