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先生不同意清代康雍乾时期是“盛世”。所以他文章的题目只说“康乾之世”而不称“康乾盛世”。他提出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事实上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第二个理由是：清代因其封建的专制主义，思想禁锢与文字狱，因此不能称之为“盛世”。
我所理解的“盛世”和周思源先生不同。我在访谈文章一开始就说：“盛世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而稳定的一个时期，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按照这样的标准，我国西汉的文，景，武，昭，宣，唐代的唐太宗，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以前），以及清代康雍乾时期都可以称作“盛世”。周思源先生并未就我所提出的“盛世”的标准进行反驳，也未对康雍乾时期是否符合这一标准进行质疑，而拿以上两个理由否定康雍乾盛世，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没有“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科学技术”，都是专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的理由，中国封建社会就不会有什么“盛世”。
在同一个社会生产方式内，尤其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之久，王朝更替很多，其间有没有盛衰兴替，我认为是有的。历史是漫长，曲折而丰富的，前后并不是毫无变化，完全一样，也不是一片漆黑，全无是处。相对而言有盛衰强弱之分，这种盛衰强弱当然没有改变生产方式，也不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大突破，而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与统治者执行的不同政策，造成了或盛或衰的局面。如果认为这些都不能算数，只有生产方式的改变才算“盛世”，那就是抹煞了封建社会内的兴衰隆替，取消了对封建各个时期历史具体研究的任务。
周先生行文中似乎心仪汉唐，他说“只要想一想汉朝和唐朝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汉唐那种昂扬向上，奋发进取，为国建功立业的大汉精神和大唐气象”。在周先生看来，汉唐应该是“盛世”。这个说法的矛盾在于，汉唐也是封建专制社会，“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科学技术”也并未出现。那么汉唐“盛世”又是怎样认定的呢？
历史是十分复杂的，“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周思源先生否定康雍乾盛世，列举了当时的弊端或“失误”，即封建的专制主义思想禁锢与文字狱，这些弊端或“失误”当然是存在的。
正是这些阴影严重阻碍着历史的前进。但这并不抹煞封建王朝在一定时期内取得政治文化上的重大成就。我的采访文章，题目叫《盛世的沉沦》，其重要内容就是试图阐明“盛世”的辉煌，及其存在的众多弊端，如封建专制主义，闭关锁国，压抑工商，思想禁锢，科学落后等等。我从来不认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这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不是辩证的思想方法。
周思源先生承认康雍乾在奠定中国疆域方面的贡献。但不承认康雍乾时期的经济成就。说那时的经济只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这不能不说是贬低了当时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的巨大努力。明末战乱之前，明朝在册人口最高数字为六千多万，许多专家估计实际人口已达到一亿数千万。而乾隆末年人口上升到3亿人，比明朝人口至少要多出一倍以上，以此推测，所生产的粮食大致上亦应多出一倍以上。这是经历两个世纪所取得的进展。其中17世纪的多数年代是战争破坏年代，多破坏，少建设。这就是说，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时间使粮食生产翻了一番多。在当时农业技术并无显著提高的水平下，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复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进了。这是广大农民的努力，也离不开清政府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励和默许移民等政策的结果。
周思源先生同样忽视清朝手工业的成就。他说《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关于“十八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百分之三十二，全欧洲也才百分之二十三，并不能证明当时是繁荣发展的年代”。“因为欧洲工业革命带动的新型工业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这两个根本方面都比康雍乾的清朝先进得多”。周先生在这里把时间弄错了，肯尼迪书中的统计数字明确指的是1750年，还在英国产业革命的前夕。无论欧洲或是中国都处在手工业生产时代，并没有大机器与工厂制度。因而也不存在周思源先生所说“比清朝先进得多”的欧洲工业。迟至产业革命时，亚当·斯密还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三部分，第十一章，165页）
其实，中国人民具有伟大的创造力。即使在严重的剥削，苛酷的专制统治下，人民仍有能力创造出光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在汉唐清三个王朝，人民在封建重压下发扬其创造力而出现了三个盛世，延续均达一百余年。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尽管盛世中存在阴影，甚至十分严重的阴影，尽管接踵而来的是盛世的“沉沦”，尽管后人可以在盛世中挑拣这样那样的弊端和失误，但盛世建立的业绩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认的。
周思源先生极力斥责康雍乾时代的专制主义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把人变成了奴才，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扼杀中国人思想活力由来已久，秦始皇汉武帝就在干这种勾当。自从中国有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人就在被迫做奴隶和奴才，逐渐形成国民的劣根性。而且时间久远，不易消除，这是中国人民背着的沉重历史包袱。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为什么存在的时间这么长？其基础在于中国分散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众多分散的小农必须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使之整合，分散的农民必须由集权的君主才能够统摄，君主的专制集权正好和小农的高度分散互为依存。权力的集中是被统治者过分分散，软弱，既不能自行解决日常矛盾，又无力抗拒统治者压迫的结果。再加上中国地域广大，有农业民族，也有众多的游牧民族，要把各地区各民族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理念，行为协调整合起来，必须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中心、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专制君主政体产生的必然性，并长期得以延续的原因。一种政治制度的长期存在不决定于某个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现实。恩格斯说：“一切政府，甚至是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马恩选集》第四卷，495页）正是封建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现实产生了专制皇帝这样一种统治模式，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专制主义。我在访谈文章中把中国广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封建主义联系起来，试图说明专制主义存在的原因。周先生却指责我为中央集权专制找“合理依据”。其实我在许多文章中再三强调专制主义的不合理，并无为之辩护的意思。但是义愤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痛恨它，咒骂它，都无济于事，只有认真研究产生这种制度的原因，才能找到铲除它的办法。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这才是根除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残余的正确途径。
清朝的文字狱很苛酷，是对人的心智和肉体的极大摧残，应予大力谴责。但是周先生说杜甫李白的诗中多触犯专制统治。“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那么李白杜甫都将灭族，连家中藏有此诗者都可能连坐”。周先生此话未免言过其实。清前期书香门第，读书人家一般都会有李杜诗集，我们从未听说谁家因藏有李杜诗集而遭灭族或连坐之灾，相反乾隆皇帝御纂《唐宋诗醇》录唐宋两朝六位诗人，首列李白杜甫二人，乾隆御制序言中说“二代风华此六家为最。”皇帝诗文中对李杜的诗更是一片赞扬，如乾隆诗称“三读太白诗，逸韵何卓然，铿锵突金石，舒卷如云烟。”（《御制诗》四集，卷36）称杜诗“清词丽句空千古，一一皆从性中写，呜呼今而有其人，磬折吾当拜下风。”（《乾隆御制诗》初集，卷44）如果杜甫生于当代，乾隆皇帝愿意鞠躬拜倒。这和周先生所说的“杀头”，“灭族”大相径庭。
周先生说，西方虽然强大，“如果不是由于康雍乾三帝的严重失误，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人才资源，完全可以在几十年内迎头赶上并迅速超过”。这个愿望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造成的，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原因，不是某个人的严重失误造成的，任何英雄豪杰都没有回天之力来扭转落后的大趋势。历史人物可以对自己的时代的进步或落后造成影响，但他们的思想言论政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完全从头脑中想出来的。它孕育于长期的历史之中，孕育于前代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康雍乾三帝是由自己的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他们代表并属于自己的时代，不能超越其环境条件传统来塑造一个赶超世界的新时代。
周先生把个人的作用看得很大，似乎只要康雍乾三个皇帝念头一转，改正失误，不搞文字狱，就可以改天换地，解放人们的思想，思想解放了，一切都迎刃而解。他还说：“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就不会有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当然，思想解放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但真正的思想解放均有物质基础，单凭人们的主观思想不会创造出新世界。欧洲文艺复兴也是在意大利城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坚持这一历史观，而不同意康雍乾三帝如果没有“失误”就可以解放中国人的思想，可以使中国提前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观点。
我研究康雍乾时期的历史，旨在客观地陈述其辉煌成就，并指出当时存在的许多弊端，并非生硬地抬高其历史地位。尽管康雍乾做出巨大的业绩。但他们是落在世界历史潮流后面的封建皇帝。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行程的滞后所造成的。七年以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载于1995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其中有一段概括性的话，为了避免人们的误解，我将这段话摘录下来，作为此文的结束：
中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在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即使到18世纪仍有相当的潜力，保持着繁荣和强大。但这种繁荣和强大与西欧国家已不相同。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当时西欧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后期，显示出封建的宗法性农业社会的特征。西欧国家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是由长期历史进程所准备好的，是多种近代因素汇聚和发展的结果。中国虽亦有近代因素出现，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严重地阻挠了近代因素的成长。走向近代化的通道尚未打开，条件尚未成熟。18世纪的中国和西方存在多方面的差距，这决定了两种文明的不同性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也决定了两个社会的不同前途。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与国内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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