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论界多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童先生在本书《导言：古今对话——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策略》对此提出了三个原则：一、历史优先原则；二、对话原则；三、自洽原则。笔者认为，这三大原则在当代具有非常警醒的意味，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童先生强调，古文论研究需要“沉潜考索”，历史的“还原”必须优先。正是重视对古代文化语境和历史情境的熟稔，童先生认为“情”与诗关系之论，汉代翼奉、刘歆和《毛诗序》皆有所言，但到魏晋从儒学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文人，才把“情”视为文学美的第一要素而愈加重视，“诗缘情而绮靡”，陆机强化了“情”之美，到了南朝，刘勰更顺理成章提出了“情文”、“情采”说，因而也就出现了“蓄愤”、“郁陶”的新命题。童先生基于历史而作出现代阐释，较之还在因“情有三四种内涵”而踌躇不前者，有更锐敏的学术目光。
童先生认为，研究古代文论要注意“古今中外的对话”。他主张“把古人作为主体并十分尊重他们，不要用今人的思想随意曲解他们”，同时作为研究者的“今人也作为一个对话的主体，以现代的学术视野与古人的文论思想交流、沟通、碰撞，既不是把今人的思想融会到古人的思想中去，也不是给古人穿上现代服装，而是在反复的交流、沟通、碰撞中，实现古今的融合，引发出新的思想与结论，使文艺理论新形态的建设能在古今交汇中逐步完成。”是为的论！他指出，今人也应作为“主体”与古人“碰撞”，笔者认为，这对于当今的“转换”情势尤其重要。
童先生的第三条原则即“达到逻辑的自圆其说的标准”的“自洽”。笔者认为，关键是古今学理的贯通、融洽，是“古代文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显露出来”与“现代人的思想艺术追求的合理性也充分表现出来”的有机的契合。要特别注意童先生语中“有价值的部分”几个字，他其实是在强调我辈当代学人应该有勇气在浩繁如烟的古代典籍中挑选抉剔，同时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中国的学问，古代的文论，如果中国人自己谦卑到至今还不敢作现代阐释，难道还要拱手而待西方的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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