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巴赫金的思想被我国不同知识、文化素养的学者阐释着。有从当时刚刚介绍过来的叙述学的角度来阐释巴赫金的，有从我国文化转型的角度来讨论巴赫金的思想的，虽然巴赫金的有些基本概念的转译并不确切。而美国学者的巴赫金研究的一本传记，翻译成中文后，多半被我国当成理解巴赫金的向导与入门书。不过，巴赫金的文化遗产继承人之一瓦其姆·柯日诺夫对此书并不满意，认为“都被它搅乱了”。据闻他着手写作巴赫金传一书，但未完成就去世。巴赫金到底如何被“搅乱”的，我们只好从巴赫金的著作与有关材料和美国学者的传记进行仔细的对照之后才会有所了解。不少朋友和我谈起，巴赫金有关文学的论著，所提出的思想命题，如对话、狂欢化，的确具有深厚的文化蕴藉、理论的深度和大家风范。不少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都纷纷以巴赫金的文学、美学思想，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而且有的博士论文，别开生面地描述，探讨了巴赫金在我国的接受史，巴赫金的思想如何融入了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可见巴赫金对我们的影响之深。
探讨巴赫金的思想的视角是多方面的。当我接到程正民教授赠我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一书时，我立时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俄国学者彼别莱尔的《巴赫金，或文化诗学》一书，后者实际上是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的，而程正民教授则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切入的，视角不同，对象也不一样，写得各有特点。在这里，我很同意丛书主编在《总序》里说的话，即我国文艺学在20世纪末走向文化研究、文化诗学的研究，一方面有外来的影响，一方面有现实的坚实基础，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实际上一些学者已经在探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把文学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并有专著问世。90年代末，在文化研究发生泛化的趋势中，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提出文化与诗学集体研究课题将“文化诗学”定位在“诗学”的基础上，但又是“文化的”，两者相互沟通的，这更加显示了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自觉。程正民教授撰写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可谓适逢其时。
巴赫金在其著作中，提出过多种诗学，如社会诗学、理论诗学、体裁诗学、历史诗学、文化诗学等。程著认为，这是一种总体诗学研究，著者标举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认为这是巴赫金诗学研究的最为重要、突出的方面。巴赫金在晚年，指出“文艺学应怀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是无法理解的。不应该把文学与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该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其次，程著认为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在20世纪文化研究中独树一帜，并反映了20世纪诗学研究的重要趋势。这种对巴赫金诗学的历史评价都是很有见地的。对于巴赫金一些著作的内涵，我也觉得程著把握得相当准确。比如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与其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不如说是巴赫金的诗学，巴赫金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分析来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的。”这要真正了解巴赫金的思想后，才能达到这样的理解。
极有特色的部分是将巴赫金与我国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的比较。通过程正民教授的奇妙的“撮合”，我们看到，两位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在文化观念，对民间文化、文化与文艺学关系方面的理解上，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但又各有特色，从而形成了一种真正的文化的对话关系。巴赫金说：“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会你尊重他人的思想，并且同时保留自己的思想。”这也正是两位学者的魅力与他们学说的动人之处。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既是巴赫金思想在我国的进一步普及，也是我国研究巴赫金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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