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观研究》是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化诗学丛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针对古代文论研究现状存在的诸多不足，基于对批评史学科发展的考虑，该书作者认为，首先要对“古代的”被研究者与现代研究者“自己的”批评态度“在进入学术通道后仍具有的合法性可能加以反省”——作为贯彻这一研究思路的具体表现，作者在该书《自序》中对自己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分析。在研究模式或方法论上，作者比较重视90年代中期后出现的学术史关怀的研究思路，而《诗文观研究》一书也就基本上采用了学术史研究的路数。在批评史文献上，作者把“评论性资料”与“史实性资料”区分开，并指出，由于“言者”个人主观方面的诸多局限性及其所处历史文化境域等方面的客观限制，“评论性资料”有时会遮蔽乃至扭曲“被言者”的真实事态，而这些“评论性资料”又与“史实性资料”扭结在一起构成了批评史的“直观化外观”——迷惑于、停留于这种外观或采取走捷径的不正常的研究态度，乃是造成目前古代文论研究中诸多弊端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作者特别强调对“评论性资料”话语系统的清理等细化工作在当前批评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提出了批评史的“中观”性质的“文化境域论”的研究命题，从对批评史研究中累聚的各种意识蔽障的清除入手，重建那种更具学术合理性并能容纳多种学科要素的研究范式，进而以达对历史固有事实秩序的重建。
在对前七子审美主义、复古主义的分析中，最可见《诗文观研究》的去蔽之功。该书在对七子的理解上至少清理出了两个常见误区并予以了澄清：在情感、（审美）形式关系上，因为七子较多重声调形式之论，许多研究者就得出七子派是不重视情感的形式主义流派的结论，而该书通过对原始文献的具体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七子中如李梦阳“当之无愧地成为明代主情论的最主要代表”；在摹仿、通变关系上，今人往往作出落后、进步的简单化的价值判断，而该书则深刻地指出，七子复古的深层文化意义在于通过恢复诗的正常性来恢复人的正常性，诗的复古乃是启动新的人文意义之有力杠杆——由此来看，通常的将七子与后起的性灵派作简单化二元对立的做法的准确性，也是颇值得怀疑的。该书还从台阁、山林关系的角度，对围绕“山人”的种种文化风尚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作了细致分析。在对七子运动衰降原因的考察上，该书揭示，向理学的转移乃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转向恰昭示了明代正嘉之际整个社会精神结构的重大转换——而能将对文献的缜密考索与对社会文化精神结构的理论分析高度统一起来，也是该书研究特色与学术价值的重要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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