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2年6月11日下午，由于前两天刚下过雨，天气显得格外凉爽。我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一位男护工。自从杜运燮先生生病以后，男护工负责照料先生的起居。我来到靠近门的一间小屋，杜运燮先生躺在一张单人床上。我到床前，俯身向他问候，并祝他早日康复。先生笑着和我握手，并表示感谢。此时，夫人李丽君女士亲自用托盘端来一杯饮料。我仔细端详着先生，只见他脸色不错，精神很好，声音洪亮，倘不是躺在床上，真还看不出他有病。去年12月中旬，他因心脏病发作住进宣武医院，今年1月出院，一星期后又进去了。中间又反复了两次，最后，医生决定为他安装心脏起搏器。安好后，于5月16日出院。我问先生饮食起居的情况。先生告诉我，他吃得下，睡得着，精神、心态都很好。我看也是。我本担心多说话会使他伤神，于病体不利，没想到，他很健谈。我曾几次向他提出，要不要歇息一会再讲，他总是一摆手，说不用。我这才稍稍放心，继续我们的谈话。
我请杜运燮先生谈谈他的新诗创作道路以及对新诗现代主义的见解。
说起新诗创作道路，杜运燮先生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之中。他说他生长在华侨之家，1918年3月17日生于马来西亚霹雳洲实兆远一个橡胶园里。小学和初中是在华侨办的学校里读的。在初中时，他初步接触了“五四”运动后著名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及外国名著的译本。后去福州，在英国教会办的三一中学读高中。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当时，他最崇拜的作家是鲁迅，想方设法找来鲁迅的著作阅读。杜运燮先生说，由于他痴迷鲁迅的著作，同学们戏称他为：“鲁三”。因为在闽语中，“迅”字的读音和“四”字的读音相近。“鲁迅的书我受用一生。”杜运燮先生感触良深地说。受到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熏陶，年轻的杜运燮在高三时，开始在福州报纸的副刊上发表抒情散文。
杜运燮先生说，在他高中毕业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参加统考，由于他数理化成绩较好，想走科学救国、农业救国的道路。他考入了浙江大学农艺系。后因战时浙江大学远迁贵州，他一时去不了，就暂时在当时迁到福建西部长汀的厦门大学生物系“借读”，时当1938－1939年。此时，他再次激发了对文学的热情，选修了林庚先生的“散文习作”和“新诗习作”课。使他始料未及的是，这选修竟决定了他一生新诗创作的道路。说起林庚先生，杜运燮先生满怀敬仰和感激之情。他说是林庚先生引导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原以为自己的特长是在理科方面，怀疑自己能否从事创作。可林庚先生对他的诗文评价很高。这就给他很大的鼓舞，坚定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林庚先生还鼓励他去西南联大上学，并为他写致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先生的介绍信。正是在林庚先生的鼓励下，年轻的杜运燮奔赴西南联大。在战时条件下，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长途跋涉了好多天，途经韶关，还病了一场，终于在1939年秋，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就读外文系二年级。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由于受名师指点和学友影响，尤其是联大当时浓郁的现代艺术氛围的熏陶，年轻的杜运燮诗艺大进，在诗歌创作上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他创作了大量的诗。在联大的名师中，杜运燮先生首先提到朱自清先生。虽然他未受朱自清先生的亲炙，只是旁听过他的课，但是已受益匪浅，特别令他难忘的是，朱先生是公开评论他的作品的第一位著名作家。朱先生曾经先是在课堂上，后又在刊物上发表评论，充分肯定他1942年发表在昆明《文聚》杂志上的《滇缅公路》一诗。这篇评论题为《建国与诗》，后来收入朱先生的《新诗杂话》中。而后不久，闻一多先生又把该诗收入他编的《现代诗钞》中。此外，当时杜运燮还常向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老师求教。沈从文先生还将他的作品推荐给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杨刚女士。那时，《大公报》有时差不多隔几天就发表他的一二首诗。1946年，杜运燮先生已离开联大，他的第一本诗集《诗四十首》被巴金先生列入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杜运燮先生至今对这位扶掖过自己的前辈怀着由衷的感激和尊敬。
也正是到了联大之后，杜运燮先生才开始接触现代主义。他最钟爱的诗人是奥登和里尔克。他说很喜欢里尔克的诗，尤其是那首著名的《豹》，他后来还特地写了一首诗，诗题就是《里尔克的豹》。而在诗歌创作上，他更多受到奥登的影响。他告诉我，奥登比他大11岁，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认为是当时英国“粉红色三十年代”的代表诗人。奥登30年代来到中国，写了27首关于抗战的诗，真实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生活，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争。可是，在写法上，奥登与当时的流行写法不一样，不是直露地抒发胸臆，而是比较含蓄。先生说，他的诗的诗风受奥登的影响较深，如《善诉苦者》一诗，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奥登对他的影响。如其中末节：“母亲又给他足够的小聪明／装饰成‘天才’，时时顾影自怜；／怨‘阶级’‘时代’不对，使他不幸，／竟也说得圆一套话使人摸不清，／他唯一的熟练技巧就是诉苦，／谈话中夹满受委屈的标点，／许多人还称赞他‘很有风度’。”不直接评价和议论，而是不动声色地叙述。读者却从字里行间体味到冷隽幽默的嘲讽。
1943—1945年，杜运燮先生在印度比哈尔邦“蓝伽美国训练中心”任中国驻印军翻译。其间，他购买阅读了不少英美诗歌，也写了不少诗。1945年，他回西南联大办毕业手续。后经沈从文先生推荐，他进重庆《大公报》任编辑。一年后，他赴新加坡，先后在南洋女子中学和华侨中学教书。1950年，他又在香港《大公报》任《文艺》副刊编辑兼《新晚报》电讯翻译。1951年秋，他到北京，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山西永济“五七”干校，历时两年，后又被迫退职到侯马市林城大队当了两年公社社员，靠挣工分为生。1974年，他被调到临汾山西师范学院（现为山西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师及系主任。1979年，他终于获得“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新华社国际部，曾任《环球》杂志副主编。他于1986年退休。由上述可知，杜运燮先生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可是，在建国后到“文革”前这17年中，他只发表了两首诗：《解冻》和《雪》。由于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对华侨和有海外关系的人，普遍都怀疑其为敌特分子，所以杜运燮先生不敢写。直至1979年以后，他才重新拿起诗笔，1980年，《诗刊》发表了他的那首著名的诗《秋》，引发了一场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从此，他佳作叠出，先后出版了《南音集》（新加坡文学书屋1984年版）、《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马来西亚霹雳文艺研究会1993年版）、《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文选》（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杜运燮60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所以在80、90年代出现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潮。
我请杜运燮先生谈谈对于现代主义的看法。他说：“诗歌要反映现实，但手法可以借鉴现代主义。外国的东西可以引进，但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他借用生物学“杂交”这一术语，说中国新诗应该成为一棵杂交品种的植株，是古典诗词传统与新诗传统，中国诗与外国诗，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杂交。“为了使新品种健康茁长，我认为需要继续杂交。中国新诗应在吸取古今中外优秀诗歌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形成新的风格，新的传统。”他以为，不能一概反传统，好的传统应该继承，而且在反传统的同时，必须提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现代主义诗歌重要的是要有现代观念。接着，他还谈到对一些“前卫诗”的看法。他说，有些青年诗人照抄音乐、绘画方面的名词术语，生硬地嵌进诗里，以为时髦，结果不伦不类，不像诗。对于诗歌的语言，杜运燮先生主张口语化。他反对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诗，而要用现代口语写诗，使受过中等教育的读者都能读懂。当然，用来写诗的口语，不能等同于日常口语，应该精练而具有个性特点。最后，杜运燮先生把自己对于诗歌创作的追求概括为“新、真、深、精”四字。在这四字中，“新”是更重要的。创新是诗歌创作的生命。
在谈话中，我还了解到，即使在住院期间，杜运燮先生仍然没有停止写作。他开始是用颤抖的手写，后来实在不行，他就用录音机口述，由儿女用电脑整理。就这样，他在病床上已经写了组诗《自然与人》及单篇诗共十几首，有的已发表在美国《新大陆》诗双月刊、香港诗刊《诗网络》，以及北京《新诗界》上。此外，他还完成了散文多篇，还计划编一本《杜运燮散文选》，一本诗集：新作结集《世纪初·世纪末》。杜运燮先生年届耄耋，且又有病，还坚持在病床上从事创作，使我深受感动。我想读者和我当亦有同感吧？
我注意到在他对面床边摆着一台新的彩电，杜运燮先生告诉我，他可以靠在床上看新闻联播，看世界杯足球赛。我想他一定也是个球迷吧？
临别前，我问杜运燮先生对于新诗前途的看法。他满怀信心地说：“我对中国新诗的前途很乐观。因为中国是个诗歌的古国、大国，喜欢诗的人很多。广大读者还是很关心诗歌的。诗人队伍好比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新诗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不光是年轻诗人，就是老诗人也在探索。”
告别时，我衷心祝愿杜运燮先生早日完全康复，希望早日看到他的新著问世。
作于2002年6月17日
后记：这篇文章写完后，我寄给杜运燮先生看，请他修改。他改了题目，并在文中几处作了修改。由于他的手颤抖，故而有两处笔迹看不清楚。我打电话想问杜先生，接电话的是夫人李丽君女士，她告诉我杜先生又住院了，说可以往宣武医院打电话。我和杜运燮先生通了话，我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电话那边传来他那乐观、爽朗、洪亮的嗓音。他说不要紧的，前两天感冒，又拉肚子，引发心脏不舒服。再过几天就可出院了，又说明那两处修改的字。说真的，听他的说话声，真不像是病人。时当7月上旬。谁知仅仅过去了几天，今天下午，杜运燮先生的公子海东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的父亲已于昨天（7月16日）19：55分溘然逝世，终年84岁。我闻此噩耗，不啻晴天霹雳。想不到那次通话，竟成了他最后一次和我说话；而我竟成了他生前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这篇访问记竟成了追忆文章。
杜运燮先生，安息吧！
写于2002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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