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双武报道，7月13日，昔日戒备森严的湖北省高考阅卷点首次向新闻媒体开放。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在不影响老师们正常阅卷的前提下，记者可以任意提问和拍摄。”
据介绍，今年湖北省的高考阅卷仍然分为人工阅卷、光电阅读器阅卷和网上阅卷三种类型。其中网上阅卷在去年的文科综合试卷和理科综合试卷的基础上，今年新增加了英语试卷。
11时30分，湖北省招生大厦语文阅卷现场。作文阅卷在一间大办公室里进行，阅评同一份试卷的两位老师坐在一起，一位老师看完一份试卷后，用铅笔给出一个分数，一叠试卷评完后，马上将这叠试卷传给旁边的另一位老师，等这位老师看完后，给出作文的最终得分。
据阅卷点负责人介绍，两位老师的阅卷误差在2分之间为正常，如果超过2分，则须两人讨论给出分数，而阅卷大组长的最大赋分权限为5分。
在作文阅卷现场监控室内，记者看到一份监控表，记录着对前一天某个阅评小组老师作文阅评标准掌握情况的分析，结果显示，该小组所有阅卷老师掌握标准都比较准确。
阅卷点负责人刘九洲教授称，从目前批出的试卷看，今年高考语文总分可能与去年“大致持平，略有下降”。原因是今年客观题得分可能比去年略高，而主观题得分可能比去年略低。在9天的有效阅卷期内，每位老师共须批阅作文1000余份，平均每天120份，每份试卷的作文阅评时间为4－4.5分钟。
陈清华最近在《羊城晚报》撰文说：今年的高考作文要求学生写一篇“心灵的选择”，题目有5个要求，前4个无非有关立意文体长短之类，是例行的套话，但第5条就有点出其不意：“不得抄袭。”
“不得抄袭”被当作一项要求公然写到高考试卷上了！别说是神圣的高考，即使是幼儿园阶段考试，他们也知道“抄袭”是不被允许的，这是常识。可如今这一常识被作为要求堂而皇之地写进高考试卷，而且把“不得抄袭”与“不少于800字”等硬条款并列起来，这是多此一举吗？
笔者以为这恰恰是体现了命题者的良苦用心。有一次我与海南某重点中学一高二班主任聊天。他说他曾问班上一个入学考555.5分的学生：“你入学成绩那么好，怎么现在的成绩这么差，是不是不努力？”学生很平静地说：“老师，我那个成绩是假的，抄人家的，当时我们所在的XX中学考点，大部分人都作弊，我不作弊不是吃亏了？”
现在不少学生已经不把“抄袭”当成耻辱了。考试作弊，抄袭成风，已经被学生“默认”了！“考试道德”已经滑落到谷底。我在去年的《中华读书报》上曾经著文揭露过，去年的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居然是抄袭之作，获奖者抄袭的是海南作家单正平的《开会》，一字不差，连末尾的“谢谢大家”也不放过。
去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是关于诚信，没想到仿佛一语成谶，自去年下半年至今年年初，与诚信有关的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北大社会学系年轻名教授王铭铭都抄袭。
高考作文题对“不得抄袭”的要求，只能理解为对当前学生甚至学术界的学风的“注释”，至少是对“考试道德”滑落无底的标记。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当我们回看今年高考作文题时，会为“不得抄袭”四个字脸红。
据《服务导报》报道，高考试卷及答案在媒体公布以后，市民中出现争做试卷的有趣现象。
记者路过珠江路一小区时，发现小区门口闲坐着一大堆人，正在看本报上登的试卷，其中一人捏着综合能力测试试卷一题题往下读着，其余几人则七嘴八舌地报着他们的答案，读报人报出正确答案后人群中便会发出阵阵笑声。
新街口一写字楼内，复旦大学毕业的陈先生认真地一题题做完语文试卷后，对同事们说，可能能拿70分，加上作文40分，总共能拿110分，同事们连忙夸他：不错，不错。
记者了解到，试着做各科试卷的还有不少人，有参加过高考的，也有从未接触过高考试卷的，前者多半抱着怀念从前美好时光、检测自己如今能力到底如何的心态，后者则是好奇，想看看揭开面纱的高考的真面目。一番舞弄之后，他们发出如下感慨：文科还好下手，理科题目不大会做了；高考题目真难，孩子们太不容易了！（顾洁慧 李晓玲）
据《中国文化报》报道，今年9月份，莫言将正式走进山东大学的课堂，担任两位研究生的导师，主要教授创作学与当代作家论。
事情得追溯到2000年秋，莫言的女儿考入了山东大学英语系。校方乘势聘请他为中文系兼职教授，莫言本无意于此，但碍于情面，还是答应了。后来，校方又提议让他带两个研究生，他寻思，光挂名不做事倒也有悖身份，又答应了。这样作家莫言便又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师莫言。
莫言说，不管怎样，既然做了老师，就不能误人子弟。我当时就对校方声明过，一来我怕自己的时间得不到保证，二来我在理论方面的知识可能不够系统，所以权衡之后，我提出只负责教授学生创作方面的知识，至于理论方面还是由他们系里老师来带。今年要带的这两位研究生都还具备一定的创作基础，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创作的激情，好歹我在文坛上还认识一些人，最起码上学期间能够帮助他们发表一些文学作品，也算对得住人家。（王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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