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不难推想，百世千年之前的孔老夫子在对其弟子及时人发表他的那些见解时，也应当是很做了一通耐心周全的论证说服工作的。孔夫子总不能像大人命令小孩子不能多吃糖一样，不管别人理解与否、认可与否，自己在那里独唱高调、直陈宏论吧！孔子所处之时代，新旧更迭之乱世也；孔子之身份，儒者、教师也；孔子所阐扬之观念，仁爱、德治、君子之属也。处于乱世之中，以士人之身份，而倡导不切实际之理想主张，则老夫子在对其弟子讲演或向其他人提出忠告训诫时，不仅必须得做一番论证工作，而且这工作很可能做得还很艰苦，很让老先生费了许多口舌，否则，在当时那种动荡的社会现实中，谁会有心思去听一个老头子发表他迂阔无用的梦话痴言呢？
《论语》最终成书在孔子死后，是由其弟子门人根据各自直接听闻自夫子的言谈或间接得知的孔子言论，经过集体甄别讨论，最后删简编纂而成。可以想象，孔子在提出他的某种观点时，当时一定是有确切的谈话对象（whom，对谁说）、有所针对的具体问题（for what，为什么说），并且如上所言，为了说得有道理，他还做了一番必不可少的分析论证（why，为什么这样说）。以上这些要素结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一场辩答讨论的生动“活剧”。虽然现存的《论语》已经把这些“活剧”做了极端的简化处理，但是透过其中的一些篇章，我们仍然不难推想孔子言说当时的某种具体情境。由于具体言说情境的不同，相同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况下当然也就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而对于那些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类似问题，孔子也可能会提出些不同的看法，并且采取不同的论说方式。
或者是由于时间久远导致实际情况无从确考，或者是由于当时的书写工具极不方便而只好“偷工减料”，或者干脆就是因为感到完全没有必要，后来的弟子们在整理汇编《论语》一书时，相当多的情况下删略掉了孔子当时的具体言说情境，以至于今人只能看到孔子自言自语似的某种观点或主张，却无法知晓当时的某一句话究竟是对谁而言、所言为何，以及何以言此。即使在那些明确记载着当时的谈话对象和所谈问题的篇章中，我们也很少或基本上看不到孔子的论说理由；而作为谈话对象的另一方也仿佛像个留声机一样，很少对孔子的回答不依不饶地提出进一步的探问质疑。所以，一场讨论经常是一问一答或再问再答就结束了，很少能有三四个以上的回合来往。这种论答方式同苏格拉底在与弟子们对话时总是把问题逐步推进、刨根问底的情形是迥然相异的。
《论语》的谈话记录方式最终造成的效果就是，孔子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知而又绝对正确的真理持有者，而对方则只是一个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的“听命者”。在这种强势与弱势双方地位迥然分明的情况下，所谓的师生互动、思想交流其实也就只可能是由强势向弱势一方的单向“直流”。至于那些被剥褪掉了具体的言说情境而独自挺显出来的孔子话语，则似乎获得了永恒的普适性，变成了不容置疑的绝对公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