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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知识精英们依然高擎着理想主义的大旗，但其人文救赎只能趋向灵地的缅想与守望，日常化已无可阻挡地成为我们生存的处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家看取现实、反思历史的视角，使世纪末的文学写作越来越贴近百姓日常生活情景。李明性的小说《故园》就是这一取向的产物。
日常生活是杂多的统一，《故园》以人道情怀杂呈乡村人生的形相，为读者营构了一幅鲜活的日常生存景观。小说由89篇小人物的传记集束而成。百十人物，生息歌哭在豫东大平原，他们承受命运的播弄，人事的击打，在生活的甬道里直觉地活着，本真地活着。显然，作者摄取的是故园百姓生存的自然生态图，但又非简单地进行自然主义的再现。乡村生活的贫乏，村民言语的粗率，好恶喜怒的直接，家庭纠葛的情绪化、主观化等，均为故园百姓的饮食人生的自然写照。细细品味这些，我们不难发现弥漫其间的人道情怀，一种与乡土故园割舍不断的血缘亲情在字里行间潜滋暗长。作者在重新体验亲历的乡村生活时，直逼乡村人生样态的内里，力图把握其真性情，而淡化对其形相的渲染，但这种追求并未导致直白地臧否人物，褒贬是非，作者只是用俗白而又典雅的文字满怀怜惜地杂呈种种人生形相。《故园》中呈现人生形相的方式不拘一格，或美丑叠现，或善恶杂糅，或得失相属，或完美与残缺孪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这些形相又不是相互孤立、一成不变的，它们相生相克，相映成趣。诸多形相的杂呈使《故园》具有了某种诗的特质，同时，使杂多的统一这种本真的日常化生活情景得到感性显现。
《故园》中的日常化情景不仅是当下的、即时的，它同时还具有鲜活的历史感。作者秉承了中国小说的“史传”传统，试图通过小人物的传记把握住“时代印记、历史顿挫”。小说第一篇《一个丑孩子》是作者的自画像，用第二人称叙事方式，将从故园中走出的“我”重新纳入故园的“百姓画廊”，这样，亲历的人生体验融入故园的历史记忆，成功实现了当下与历史的切换。在当下与历史的衍变中，人物命运随时俯仰、多蹇多变，烙上了时代印记。这种历史感的鲜活源自一种新的历史意识。
《故园》写乡村生活的常与变，超越了对纯政治性历史的文学书写方式，将其置于新的历史视域中，也即法国新史学家们所倡导的一种“更物质化”、“更精神化”的历史。首先，《故园》有一个潜在的结构。《一个丑孩子》是作者的自叙传，在书中兼有自传与自序的功能，所以小说的开篇是《木匠李唐》，而煞尾是《砖头奶奶》。前者写专门做棺材的木匠李唐，半个多世纪凡村中死者，无论男女，全是他用棺木送走的；后者写老接生婆砖头奶奶，她“从天宫门口领回来”一代又一代村人。这一“送”一“领”，有意味地将故园根植于一个“生死场”中，故园百姓就在这生死之间领受人间的冷暖苦乐，这是有别于政治性处境的百姓日常化生活又一本真的情景。在故园百姓眼中，政治风云与自然风雨一样，都是身不由己的外在力量。权力在村官手中被实用主义地利用，庸俗化为发泄私愤满足私欲的工具。百姓暧昧地领受这一切，不自觉地扮演任人摆布的道具，生计问题、婚丧嫁娶、血缘传续等才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政治在故园就这样被降解，被实用化，被淹没在物质性的欲求之中。其次，《故园》浸淫在浓郁的民间文化、道德习俗的氛围之中。河南梆子，花鼓戏，大鼓书，剪纸等经由民间艺人演绎而成为故园百姓的主要精神资源。作者没有静态地讲解这些民间文化的色相，而是写人事变迁中的民间文化，借民间文化演人事的纷繁变迭，二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譬如，河南梆子作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液，它不仅供人劳作之余解颐消遣，也为百姓的交流狂欢，解悟人生提供了场景、载体，同时还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人在戏中，生活即舞台，这种戏剧化情景亦构成故园一道独特的日常风景线。与此同时，豫东大平原上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也得到活泼地描绘。一时代、一地域的道德风俗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女性的人生处境上。在故园苦难年代的饥饿记忆中，女性徘徊于生存、家庭与权力之间，自然沦为维持生计的砝码，她们被权力选择，也被家庭选择，浸泡在好人难做的酸涩之中。她们大多在传统的血缘家族规范中惯性地生活。然而，时序的变更给女性的人生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古朴的故园时时演奏出撩人心弦的生活变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