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时针指向公元2002年时，许多的中国知名高校迎来了自己一百岁的生日，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今年都是百年校庆。就像一年前的清华校庆和四年前的北大校庆一样，这些名校的出版社出版了琳琅满目的校庆图书，这给我们这样一个契机：趁着校庆，看看出版社在当今大学中的功能，回顾大学出版社坎坷来时路，环视当下的发展，展望漫漫征程。我们的目光，聚焦在探寻这些大学出版社是否和自己依托的那些有些年头的大学本身相匹配，在大学内部，大学出版社是否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图书馆一样受到校方足够的重视？
以刚刚庆祝完百年校庆的南京大学为例，该校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校庆纪念出版物”达20余本。细分起来，追忆南大百年创业史和爱国主义传统的有《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百年实录》、《金陵大学史》等；全方位呈现南大办学辉煌的有《南京大学画册》等；《南京大学风光》、《百年南大老建筑》等展示的是南大校园风光；深刻影响南大历史进程的校长文集则有《郭影秋纪念文集》、《顾毓传》、《匡亚明教育文选》、《曲钦岳教育文选》；谈著名学者掌故的图书涉及到丁光训、吴健雄、孙叔平等。
综合起来，这些校庆图书大多是挖掘大学已有文化和精神资源，为本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大学的历史沿革、学术名人、校园风情等服务，起到塑造学校品牌、展示学校形象的公关作用。即使是这种常识性的知识普及，仍然需要大学出版社认真对待，做浅了，愿意掏钱收藏校庆图书的也不会太多。可喜的是，技术手段的进步使得今天的大学出版社能推出光盘在内的多种出版物。南大今年出版的光盘就有《百年奋进，世纪辉煌》、《今日南大》，北大当时推出的纪念光盘是《学府沧桑，百年辉煌》。
如今的读者越来越挑剔，对于校庆图书过多的歌功颂德，他们早已不感冒，他们喜欢的《老北大的故事》这样的精品图书对作者素养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也只有这样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校庆图书，才能受到读者追捧。而且越是有名的学校，借用该校名义出的校庆图书也会越多。
今年也是百年校庆的山西大学没有自己的出版社，该校中文79级一位供职于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校友，两年前就慷慨表示愿意承担母校校庆图书的出版。
虽然还有3年才是百年校庆，但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未雨绸缪，计划出版的“复旦学人文库”达60种，重点出版物有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朱维铮主编《中国史学史》等极具市场号召力的书。
大学出版社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潮起潮落间，一些出版社的弊端也在显露：误解“高校出版社是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甚至有大学出版社面临生存危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成功的新锐出版社，将给我们不少启示。
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一位老教授说，如果不是冲着自己学校的赫赫声名，许多教授是不会把书拿到他们学校出版社出的，他们比较看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大出版社最近五年的发展确实异常迅猛，给人直逼北大、清华等名校出版社的气势。论资历，人民大学的历史从前身陕北公学算起也不过65年，1982年成立的出版社也不是最老的。但《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大型系列丛书和法学、财政金融等系列教材的全面开花让业界为之侧目，他们甚至可以忽略教辅书而专著教材。人大出版社的成功经验是无法在小的篇幅里总结的，但从一些细节就可以窥见一斑：上下班实行打卡制度，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既分工又配合……据说社长王霁可以因为一篇精彩的专业文章就“策反”其他社的编辑，在接受专业记者采访的短时间里就能发现对方出版方面的才能。业内人士分析，王霁已经超越了一个教授的角色，是相当成功的管理者，体现了一个大学出版社社长较高的综合素质。
人大出版社有它致胜的法宝，整个高校出版社行业也有带共性的好的做法。校庆毕竟都是一时的，大学出版社的主要任务还是平时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大学开设的课程就那么多，要在教材市场占据一定份额，必须紧密结合本校学科和人才优势。
武汉大学出版社近年有着骄人的业绩，在寻找特色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该社张俊超副总编介绍，该社以前的主打是自考教材，但1998年教育部将自考教材项目重新收回去了。武大出版社经过一段时间的困境后，已经明确以法商为出版的中心。武汉大学的法学在全国法学专业中也是名列前茅，甚至在某些方面与北大旗鼓相当，该校的韩德培先生是享誉国内甚至海外的法学家。凭借这些资源和人才优势，武大出版社出版了李龙著《法理学》等一系列权威的法学教材，其中《国际私法》、《人权大辞典》分别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辞书奖。该社近年的版权引进也是从法学方面突破，目前主要是同英国合作，从卡文迪斯出版社引进了《媒体法》、《信息技术法》、《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主义》等教材和专著。让张俊超先生苦恼的是，有些学校出于私利，宁愿用较差的教材也不用好的。这种学校本位主义或许只能随着教材信息发布的日益透明和学生自选余地的加大而改变。两年前，老武大与其他几所高校合并成新武大，三家出版社也随之合并。在这期间，由于传统主打自考教材项目被教育部收回，武大出版社的经济效益有一定影响，新出版社也经历了一段磨合期。对于九十年代纷纷合并的众多高校，出版社的合并带来的问题是有共性的。
武大出版社虽然主攻法商，但商学方面似乎没有法学顺手，因为最近五年发展异常迅猛的人民大学出版社在经济类教材方面积累了相当的实力，东北财大出版社社在这方面也不可小看。
大学出版社成功抓住了学校特色，就能通过品牌效应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今天，提起一些名校，我们基本上能立即联想到该校拿手的教材，比如清华的计算机、浙江大学的英语、中山大学的管理、复旦大学的新闻。这，便是品牌的魔力，就像我们谈起牛津大学出版社想到英语、说到剑桥大学出版社想到历史一样。
地缘优势也可以转化为学科特色。厦门与台湾毗邻，与东南亚交往历史久远，又是经济特区，所以厦大出版社的台湾研究独占熬头。记者从厦门大学出版社蒋东明社长处了解到，该社《台湾研究丛书》广受好评，近期准备出版百册之巨的大型历史文献《台湾文献汇刊》将是中国大陆首次推出的最为权威、最为珍贵、最为完整的关于台湾历史的文献图书。
当所有的条件都具备后，竞争是无法回避的，包括“入世”后境外大学出版社等文化传媒机构的陆续涌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大学出版社普遍都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都觉得中国大学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出版社差距相当大。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社长直言不讳：“中国大学出版社与世界知名大学出版社的距离，以我看来，就像中国大学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距离一样远（据说，国内几所著名大学都很认真地论证过和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结论是我们和人家的差距至少有15年），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对自己出版社的重视程度要比中国大学出版社在校内受到的重视大得多。”《出版参考》副总编伍旭升则认为，二者简单对比不科学，我们真正对国外名牌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书了解多少还是个疑问，出版社是因大学而出名的。伍先生说中国大学出版社还处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的调适期。贺社长的药方是“注重品牌、注重学术；强化学术功能，减弱社会经济功能”。据悉，武大社已就组建“中国高校出版航母”同高教社等交换意见，具体合作形式还在探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