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小爱吃，调皮，甚至搞恶作剧，趁抱着她的舅舅不注意，用头猛顶他的下巴颏，把溺爱她的舅舅门牙撞松；她爱出风头，有报复心，学校打扫卫生时，她把一个考场上对她起过哄的小男孩的手拧伤，还拽断他的绿书包；她胆大包天，敢违反学校纪律，在高二当班长时她组织班干部讨论后，就决定放两节课的假，让班里的同学到公园玩……
你能猜出这是谁吗？中央电视台年轻的节目主持人文清！看到台上亲切的笑容，富有魅力的主持，你能想象她曾经是个调皮的丫头吗？如今，她娓娓地讲述当年的一切，写出了一本《让心灵打个盹》（花山文艺出版社）。这本书主要表述的对象就是她自己，文清把自己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都蕴含着丰富的感情。比如文清回忆同外婆在一起生活的情景：外婆没耳环戴，她就花一元钱，从地摊给外婆买了金光灿灿的“金耳环”和“金戒指”；妈妈不愿让外婆多喝酒，她就帮着外婆从家里偷酒喝——这些表述决非矫揉造作的空泛叫喊，而是来自心底的感情喷发，也是作者对生活感知的必然结果。文清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上升到哲理性层面，没有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对自己的经历进行深深的思考，并站到人生的制高点上去审视、去认识、去把握。那些闪烁着哲理光辉的字句，耐人寻味，启人心智，使读者获得陶冶教育，受到感染鼓舞。它们同时也诗化了作品，增大了思想含量，使这部散文体自传展现出新颖含蓄的哲理美。
前几年《同桌的你》带着怀旧的伤感漫延在大街小巷，音乐人高晓松也随之被人关注，2000年他出版了一本《写在墙上的脸》，当时他的经纪人戴粼还在跑前跑后地为这本书的宣传做一些工作。几年过后，两人的合作不欢而散，戴粼因与高晓松的纠纷成为娱乐圈里的“黑色人物”。她将本人闯入音乐圈的真实经历为蓝本写成纪实体小说《美丽陷阱》（海南出版社）。这部作品原名《蓝·粉·灰》，详细讲述了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戴粼如何结识高晓松并与其合作，高晓松对戴粼的赖帐过程。这本书的主角是音乐人高晓松。书中有不少高晓松的爆料，包括歌手筠子自杀及高晓松的赖帐过程。书中真实地描述一个热爱音乐的女孩，为了自己的兴趣与梦想，怀揣自信与勇气独上北京，汇入北京几十万狂热追寻“音乐梦想”的人潮中，历经艰难曲折，承受生命中的重大打击，慢慢从“黑色灾难”中站起来。
年轻的在朝前走，年长的朝后看，赵忠祥从《岁月随想》到《岁月情缘》，写得深情婉转。而陆毅的《触摸晴朗》和徐静蕾的“写真集”则多半是卖给那些“发烧友”们看的。陆毅的学长、老师来写他，讲述他的小故事。看完了书，陆毅平和、亲切和健康、“阳光”的形象将进一步得到巩固。雪村的成名似乎在一夜之间，他的《翠花，上酸菜——雪村自述》也就跟着“火”了一把。
陈凯歌的《少年凯歌》，彻底摒弃了名人出书常见的自恋和小儿女状，从人性和社会学的高度对自己少年时代的集体疯狂行为进行了独立的反思和诚挚的忏悔。特别是自我解剖时的敢下狠手，令陈凯歌的精神形象在读者和观众中大大提升了一步。
关于名人出书，主持人白岩松打了一个比方：“有好多危险的事情比如蹦极、炒股、出名然后出书——这个过程就很惊险，不论书怎样，社会上会有一种反弹，一是自己没说过的话突然在媒体上出现了，二是会接受相同问题的回答，比如你怎么看待名人出书，崔永元怕是要接N遍采访。对于这种情况，就要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幽默不只是逗人一乐，而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好方法。作为读者，不应过高或者过低地看待名人出书，作为作者也要以平和的心情看待一切。”然而崔永元并不“买帐”，他说：“我不可能像白岩松可以做到那么平和，对于人身攻击我都要还嘴，这是我们老崔家的家风，我还是要保持下去。包括卓越网说什么拒售，我很反感，好像我和出版社求着他出售，‘拒售’谈何而来？他们做的事一点都不地道，一点都不卓越。他们左脚踩右脚，右手拍左手——听说网站都是这样的经营方式，如果是这样就算了；网站还是新兴的产业，我希望卓越网还是好好做事，还是有发展的。”
有人指出崔永元的《不过如此》是以幽默为主。崔永元似乎在拉家常，他从自己的生活环境借指自己的写作心态：“我这次回家，父亲很高兴。提出回老家看看，他说我做什么都是老崔家的第一，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节目主持人，第一个出书的。我这次赚了稿费，问我的父母要买点什么，爸爸说，换一台电视。我就问一个朋友，现在什么电视最大，结果买回来了是个投影，没法看，这两天正准备去退掉呢，也不知人家能不能给退；我妈说想换木地板。我妈跟所有的老年人一样，旧东西都不舍得扔，屋里的东西堆得满满的，我回去看了一下，实际能铺木地板的地方只有1.5平米——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我能有多少自信呢？所以更多的是自嘲。
倪萍对崔永元出书也有说法：“崔永元这么快出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也终于‘沦落’为与我为伍了——读者越多，越受煎熬。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你出名了，出书了，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名人出书，有“露多大的脸，也丢多大的脸”之说。并不是每个名人出书都能被读者认可。赵忠祥的《岁月情缘》发行到100多万册，他分析自己的书畅销有三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读者觉得我的文风恰如我在屏幕上的语言，我几乎是按着这样一种模式去进行我的创作的；第二，这么多年我是和我的观众风风雨雨共同走过来的，很多轰动事件的背后可能藏着观众不熟悉的细节，在又熟悉又不熟悉的情况下，它的内容就会对读者产生吸引力，都知道了你还说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了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是著名的岭南派画家黎雄才先生当时对我讲的，画家都是熟笔是不行的，都是生笔也不行，生熟搭配，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我想他在画上对我的这种指点，也使我在创作上有迹可循；第三点，我是抱着老老实实地播音、认认真真做人的态度来进行我的创作的，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要用什么隐私，用故作惊人之笔，用一种标新立异，用一种左道旁门来吸引读者，我认为我在非常正规地运用我的笔来创作一部比较严肃的作品。因此它能够被理解，我想至少不会引起读者的反感，这一点我心里还是有数的。”
名人出书的优势是，他们真实坦率地展示自我的内心世界及成长经历，很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甚至还会带给读者一些走上成功之路的启示，那里不仅仅是骄傲和喜悦，还有辛酸、痛苦。不利之处是，有些名人把自己抬得过高，以为随便写几笔文章就可应付读者，读后味同嚼蜡。
对于名人出书，读者反映最多的是文化含量不高。崔永元的《不过如此》40天内重印7次，至今发行量达110多万册，表扬声一浪高过一浪，批评的声音也很刺耳。在大多数人认为名人书文化含量不高的大环境中，《不过如此》出版时增加了题头语，主持人张越却认为这正是不足之处。她说，大部分人出书，长脸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过如此》不丢人。不足之处是题头语：“干嘛要让那么多人给自己装门面？建议盗版的人再出时把题头语都删掉。”崔永元对于“题头语”的解释颇为幽默：“说好多人问这书有没有枪手，我说有。题头语是别人找的。这人就是海啸。他看完我的书说，文字还算流畅，就是文化含量不高。他说：‘我给你加点有文化含量高的东西。’其实写题头语的人我也不认识，他们说什么我也不明白。”
文化含量是由作者的综合素质决定的，不单是题头语就能解决问题。近几年很多名人，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很多名主持人都写了书。赵忠祥认为应该善待名人出书。主持人这个工作是一个新生的职业。主持人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个演员，他应该兼负记者和编辑的职责，也就是说写作是他本身业务赋予他工作的一部分内容。既然记者和编辑可以写作，主持人写作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应该鼓励他们练练笔头。关键是名人千万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曾写过《写在墙上的脸》的高晓松就表示，自己最讨厌改两个名字就把自传当小说发表了。华艺出版社副社长金丽红说，有的名人具备出书的实力，找好角度，可以挖掘出潜在的畅销因素；但有些名人不具备这些因素，无论如何宣传也不能够畅销。
李琦的《杂碎汤》还“冒着热气”，雪村就端上“酸菜”，姜昆紧接着“自我调侃”……细数名人，出过书的琢磨怎么再换个角度，没出书的已被出版社牢牢盯紧。
鲁迅为“名人”阿Q作传时说过“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鲁客先生曾撰文说，真正的文化名人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他们多半是写书、出书之后才成名的，这是人以文传，文章写得好，作者才出了名。另有一类，是先出了名，文章才值了钱。有些文章的文化含金量也许并不能算高，无非是歌星生活、影星生活、笑星生活、球星生活，等而下之的竟还以自暴隐私为荣。可是他们的读者群却绝对不小，有追星族以及等而下之的热中于诸星的隐私者。其实他们追随的主要是名人，而不是书，“名人”所作，自是名著，和文化有无关联，倒在其次。这就只能算是文以人传了。“人以文传”是好的，其实“文以人传”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大家心中有数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