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进一步追究就会发现，知识分子严于学人／文人之别，并非今日的新视点，而可以说是历史性形成的一种“身份论”。在谈及这一话题时，学人们常常引用来批判文人的一句话，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里的说法：“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以朴实学风称誉后世、作则垂范的顾炎武，深自鄙薄明末以来袖手谈心性而无济于时世的士风，因此以深刻的反思精神倡扬修己治人之实学。但要顺便指出的是，今天的学人们未必有着学人所必需的严谨性。如“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一句，就并非如引用者常常所说的是出自顾炎武之口，而是他借用宋代刘挚之言。顾炎武在《日知录·文人之多》中写道：“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气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由引文这一小事情，也可以见出要做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人实在不易——最起码，引文这种基本功就得过关，字句出处不可不讲，更不可乱讲。唐宋以来，读书人以辞章时文而非考据学问为进身之阶，所以顾炎武感叹“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经学家王先谦在《葵园》中的一封信里说：“近日士大夫多不读书，乃至奏牍陈词，亦皆肆口乱道。……平生愿为读书人，不敢貌袭名士；愿为正人，不敢貌袭道学；……独立孤行，不求闻誉。”守旧的王先谦出于对晚清学风的不满，把“读书人”与“名士”、“正人”与“道学”对举，大概也是今天的学者／文人之分的意思。在他的心目中，“读书人”应该是真正有兴趣踏实地做传统考据学问的学人，而不是大耍花架子名士气炫弄辞章的文人。及至民国前后，随着科举制度这一“指挥棒”的崩溃，传统的学术开始向现代转变，中国的读书人一时有点忄西忄西惶惶六神无主，社会身份与心理感觉都发生着巨大的跌宕变化。当时流传较多的一句话，便是对知识界的慨叹：“近世诗人多而文人少，文人多而学人少。”这种说法，仍是一脉相承地延续着学人高于文人的“价值等级论”。
记得在一篇随笔中曾经读到，精于唐律之学的当代学者杨廷福先生，80年代在北京校注《大唐西域记》期间，曾登门拜访钱锺书先生。钱先生以默存自处，素不喜与外人交往，加上对杨先生不熟，起初自然不会有好眼色。刚开始交谈，钱先生就对杨先生正言厉色地说：“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文人，我是学者。”对此，修养极好的杨先生丝毫不以为怪。他专门“班门弄斧”地与钱先生谈起了宋诗，并指出了钱先生的《宋诗选注》里的几处讹误。至此，钱先生才感觉到自己面前的来客，不是一个他内心极为排斥的文人，而是学问精深的学者，通过交谈还知道杨曾经是自己父亲钱基博先生在无锡国专的高足。从见面之初的相斥到知情后的相投，这则学林逸事的意思，大概是说钱先生推重学人而排斥文人。根据钱先生的诸多传记之类，知道他的言行也有些老派学人的处世习惯，但我很怀疑这则随笔所言钱先生自称是“学者”的真实性。青年学人李洪岩先生在《钱锺书与近人学人》一书里以为：“在钱锺书那里，‘学人’的声望并不妙。……钱锺书是一位作家，其次才是学者。为了表明这一点，他甚至只承认自己是作家，而从来不说自己是学者——貌似自谦，实则自负。”钱学专家郑朝宗先生在《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读〈管锥编〉与〈旧文四篇〉》一文中指出，《管锥编》树立了不少新义，第一条就是“学士不如文人”。学士包括经生、学究、注家等；文人包括诗人、词人、秀才、小说家、戏剧家等。“学士不如文人”，钱先生的感觉是“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士多多许”、“诗人心印胜于注家皮相”、“秀才读诗，每胜学究”、“词人一联足抵论士百数十言”。经生不通艺事；经生之不晓事、不近人情几如不通文理；学者如醉人，不东倒则西欹。有不少研究著作凭着俗世常情“抬举”钱先生，冒充“知音真赏”，将他的《围城》称为“学人小说”。以钱先生在《谈艺录》中论钱载的诗作时痛骂“学人之诗”的态度来看，他对“学人小说”一说大半是不会认可的，甚至会觉得是佛头着粪——在敏感而高傲的钱先生的内心，他厌恶将《围城》视作学问的展览与无聊的獭祭，而自期是“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的真正的艺术作品。他在手札中写过：“苟拙著为‘学人小说’，则萨克莱、乔治、爱略脱、弗罗拜、马赛尔、普罗斯脱所著以及《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皆得称此名矣。此如见人家稍有像样家具陈设，即划属‘资产阶级’，或架上有几本线装书及原版洋书，即断定主人‘学贯中西’也。”在“学士不如文人”这种价值判断中，很难设想钱先生会对杨廷福先生说：“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文人，我是学者。”
人们将《围城》称作“学人小说”，或者津津乐道于钱先生自称“我是学者”之类的逸事，仿佛不如此就不能见出钱先生之超轶流俗，这种判断标准多少反映了“学人高于文人”的心理，也可见出传统价值观的惯性。在日渐开阔通达的当代社会，虽然再也不大会发生以月旦时评之论寸铁杀人的事情，但面对儒林文坛看似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品藻评鉴，知识分子对学人／文人之别似乎都还是有所顾忌、有所讲究的。至于“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一句，在某种意义上则犹如一种道德戒律或是无形的紧箍咒，动辄成为学界中人对文人圈讥评讨伐的口头禅。其实平情而论，这种近于清流的毁誉，可以说是当下知识界一种极不正常的心态罢了。就好像“唯成分论”的不合理一样，在今天这种欲说还休的时代语境中，学人／文人的区分实在不好一概而论。一方面，我们看到有王蒙等大作家极力提倡并以丝毫不逊色于学院派的学术著述在践行着“作家学者化”的潮流。近来又陆续有王安忆、格非、马原等作家走（遁？）入大学象牙塔教书育人，担任硕导、博导之类，似乎也有点“文人学者化”的意思，为此还发生了一场作家上大学讲台利耶弊耶的争论。学者王彬彬先生曾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担任西北大学硕导的贾平凹学术分量不够。但作家文人多读书，多长学问，总是一桩好事情。另一方面，我们见到学人群体也有正在大面积文人化的倾向，比如学术问题常常被纷纷扰扰地事件化，或在表面众声喧哗而真知灼见缺席的气氛中被话题化；学者逐渐走出书斋而追求在电视等大众传媒中“混个脸熟”，社会也逐渐习惯于按世俗的声名来评估一个学人的学力与贡献；虽然有书生学者在静心问学修行，但亦多见有人在奔走竞逐，就像唐宋流行的投刺求见、拜师入伙，或是晚明的结社会讲，耸动风习；学界本身呢，大多令人难以理喻地按照工业管理的量化指标来论定个人的学术成就，以致有学人的学术著作比一般文人的作品要多得多，浮在学界面上的只是一堆迷乱的泡沫，底下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实在不好说。顾炎武在晚年的《与人书十八》中自况：“《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弟子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换了是当下活络的学人，他听了刘忠肃（挚）的话恐怕会说这是守节般的旧教条，早该过时了。我们目睹学界常常是非不断风生水起，有时甚至比文坛还热闹。而且根据读史书得来的一点感觉，就是知识分子苛严于学人／文人之别的时候，往往是学界的现实有所不正常而易惹人非议的时候。所以说，学人抑或文人，都无法一言以蔽之，而是其中各有其不同。两者都不好绝对地说何者有道德优势何者处道德下风，而都要具体而论才是。如果“必也正名”，则文人未必低于学人，学人亦未必优于文人。记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最好的事物即，A即是A。”这话听起来哲学味太重了些，但我想意思我们大体都能够明白。中国古代也有着源远流长的“正名”传统。事情就是这样：学人也好，文人也好，名称为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浪得虚名，才能无畏于时论之毁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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