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庐山牯岭呈现一派紧张肃杀气氛。蒋介石亲莅于此召集重要军事会议，与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各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等密谋“剿共方略”。会议是在警戒森严和高度保密的情形下进行的，整整用了一周时间，旨在部署实施一个企图将红军及其所控制的区域整体吞噬的宏大战术计划——“铁桶合围”，以期一举扭转声势浩大的四次围剿连遭失败的颓势。
所谓“铁桶合围”，就是集中调动使用国民党中央及地方的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同一指定的时间突然加以包围，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心，半径达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派1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以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时间，包围圈一形成，这12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一切交通，禁止任何人出入，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然后各部队依照命令每日推进1.7华里左右，逐步缩小包围圈。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火力的设置能构成极为密集的交叉封锁网。按照计划每月向纵深地带推进50华里，六个月进逼红都瑞金，届时瑞金四周将有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为防红军突围，又规定每重铁丝网之间的防守要绝对保证，设立大量碉堡群、地雷阵。如遇突然情况，则立即用大量美国军用卡车调运部队。该计划十分缜密细致，对某个部队或单位何时必须到达某个位置，铁丝网何处预留缺口，何地装以鹿砦、拒马，何处建弹药库、粮秣、医院、绑带所、有线电话网及中继站等，都逐一作了详细的规定。
“铁桶合围”计划的出笼并非偶然，蒋介石亲自组织和指挥的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行动，在“朱毛”红军面前一次次接连失败，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围剿”，原计划三个月却已打了一年，虽然红军根据地越打越小，但国民党方面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百万大军被陷于赣东闽西山区动弹不得，蒋介石急欲速战速决摆脱尴尬局面。恰在此时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献上了精心策划的“铁桶合围”战术计划，针对缺乏攻坚能力和装备的红军，以坚不可摧的碉堡封住红色区域，依靠兵力优势迫使红军以决战方式抵抗，从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后达到一举消灭目的。对于这样一个就政治着眼当属阴险毒辣、而从纯军事角度堪称严密周到的战术，蒋介石如获至宝大喜过望，认为是力克红军这一“对头”的高招，立即厉兵秣马付诸实施，在庐山牯岭会议之前就开始了这次军事行动的准备，运置大量铁丝网，改善部队装备，增配1000辆美制军用新卡车，一俟会议正式下达计划即全面推进，以达到最后全部消灭红军的目的。
为确保“铁桶合围”计划成功，蒋介石一伙煞费苦心，仅散发给与会者的文件每人约有三、四斤重，内有“围剿”总动员令、各种图表、150万兵力的具体部署、各战斗队的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剿共”守则及蒋介石的语录等，每份文件上都打上了蓝色的“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又亲致闭幕词，给与会者打气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面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决策，毕其功于一役！”在场的200多反共军事头目个个气势汹汹摩拳擦掌，纷纷发誓要在这次“铁桶合围”中剿绝共军。
这一彻底摧毁红军的“铁桶合围”计划及实施，在蒋介石看来可谓“天衣无缝”，绝没有想到它刚一出笼就会为自己对手共产党所洞悉，而和盘托出其中全部秘密的，正是本不够参加这个军事会议级别、但却被他点名特邀出席的时任庐山脚下德安专区保安司令莫雄。
堪称传奇式人物的莫雄，16岁就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员，参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在北伐东征中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在国民党中有“莫大哥”之称。他与蒋介石相识亦早，同在许崇智部下共事多年，曾结下生死之交。但在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害后，蒋介石趁机夺得粤军兵权，莫雄统领的第十一师也被蒋以“反革命军队”之罪就地缴械遣散，他对蒋排斥异己的行为十分不满，之后曾两次参加张发奎反蒋的行动，但均未能成事，于1930年来到上海找到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弄到一个挂名领干薪的财政部视察职务。就在上海期间，莫雄巧遇曾在其粤军第十一师任师政治部主任的刘哑佛，故人重逢分外高兴。此时刘已是中共特科人员，莫雄这样性格豪爽、乐于助人，有强烈正义感，在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物中又有不少老关系的人，正是特科所要寻找的工作对象。在刘哑佛的介绍下，项与年、严希纯等人先后与他建立联系，在相互来往中宣传介绍革命道理，使莫思想倾向发生很大变化，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李克农答复说：“莫先生是革命的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但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
今后凡对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能做到这样，我们就满意了。”就这样莫雄以特殊的身份在国民党中留了下来，一直在暗中冒险帮助共产党、帮助革命。
1933年10月，莫雄因国民党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让他自组人马。这实际上是蒋介石收买人心的一种姿态，以此让莫雄对其报以忠心，莫雄则准备藉此与蒋介石斗法，要求共产党朋友予以帮助。中共特科立即利用这一机会，派遣刘哑佛、项与年、严希纯等协助莫雄组建专署与司令部，配合中央红军反对敌人的“围剿”。次年3月底，江西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在德安正式成立。除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外，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内从参谋长到重要下级军官，差不多都是从上海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几十人之多，其中刘哑佛任专署主任秘书，卢志英任参谋室主任，项与年任情报参谋。莫雄除与他们相识外，其余都未见过，专署及司令部一切事务皆交由他们负责办理。他们利用莫雄的掩护，迅速在德安建立了地方党的组织，介绍不少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蒋介石的南昌行营等，隐藏在国民党核心组织里长期进行秘密工作。因为莫雄的关系，他们不仅在德安专署辖区内通行无阻，就是在南昌也利用德安专署办事处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由当时中央特科的丘吉夫和卢志英的妻子张育民开设了一家诊所，负责军事情报联络和交通工作。
德安分别距南昌、九江仅有50余公里，是南浔铁路即南昌至九江的中心点，为军事上必争之地。江西四区专署下辖德安、九江、星子、瑞昌、彭泽、湖口等7个县，按蒋介石的说法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特拨2个省保安团归莫雄指挥剿共。为了迷惑敌人，刘哑佛等地下党员精心策划运作，使莫雄的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几仗，然后制造红军大溃败的假象，实际在“剿共”中巧妙将大量弹药物资送给红军，让该区的红军潜伏下来分散休整或向别的专区出击，苏维埃政权全部安全地转入到地下。这样既不真正打红军，又能取得上头的信任，不到六个月就出现所谓“共匪”在德安专区“绝迹”、苏维埃政权被“消灭”的局面，熊式辉特授予莫雄所辖第四专区为“剿共得力，全省第一”的“模范区”作为嘉奖，蒋介石也亲自传令给予“考成第一”通报表扬，这也是莫雄被蒋介石点名破格出席庐山牯岭绝密军事会议的缘由。
杀气腾腾的会议一散，莫雄立即心事重重地地赶回德安。这位同情革命的“国军司令”深知，若把绝密“铁桶合围”计划泄露出去，自己将必死无疑，但如果不告诉刘哑佛等人，又对不起共产党朋友，到时将是一片刀山火海，几十万生灵惨遭涂炭！在这关键时刻，莫雄毅然冒着粉身碎骨的危脸，果敢作出实情相告的抉择。他一返回保安司令部，顾不上征尘满面，马上召来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屏退卫兵关上房门，和盘道出蒋介石下达“铁桶合围”计划之事。刘哑佛等三人立即交换了眼色，表面镇定实则紧张地问道：“大哥，你想怎么办？”莫雄沉重而坚决地递上从庐山牯岭带下来的那一大包绝密文件，语气急切地吩咐：“还怎么办？这样危急，你们马上拿去送上党中央。”三名共产党人一齐站了起来，几乎是同声动情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您！”
刘哑佛等三人立即开始行动，在一间密室里飞快翻看完这些从天而降的大包绝密文件，蒋介石的阴毒计划一清二楚，事关红军的存亡，必须立即让党中央知道。他们迅速将“铁桶合围”计划的中心点以特急电报发往瑞金，然后弄来四本学生字典，分头将文件的详细内容密写到字典上，准备火速直接送交中央。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等8个县市，高山阻隔、河流纵横，途经几十个白军关卡，其困难艰险可以想象。三人都抢着担当这一几同赴死的使命，经过一番争议，项与年以熟悉这一带人情地貌及语言为由，说服了刘哑佛与卢志英，扮成教书先生模样，把四本学生字典与牙膏、水杯、布鞋和两件旧衣服等装在用毛巾自缝的袋子里，拎在手上连夜出发。
项与年早在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福建最早的党员之一，入党后即被派往南洋从事华侨工人运动与反帝爱国斗争，回国后在周恩来、李克农等主持的中央特科领导下，参加秘密交通和军事情报工作，多次出色完成任务，富于斗争经验。此行前往瑞金向中央面呈“铁桶合围”计划情报，关系几万红军生死，他命令自己务求万无一失。出发的第二天下午，在一个关卡处遇到了搜查的敌人，眼看就要检查到那只袋子，项与年急中生智地跟敌军官周旋：“老总，我的牙痛又发作了，让我先找点牙痛水点上。”他一边找牙痛水，一边把学生字典快速地晃了一下，似乎不经意地说了声“袋里就几本字典，本人教书用的”，敌军官信以为真，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走开、走开。”
虽然巧妙地闯过了这一关，项与年想起后面的路途将会更危峻，这几本抄有“铁桶合围”计划绝密文件的字典很可能会引起敌人怀疑，便断然决定采取行前确定的预备方案：若遇到紧急情况，不能保证将文件全部内容交中央，就择要密写到纸上送去。于是，他选择一个僻静之处，从字典中取出事先备好的专供密录文件的薄纱纸，以专用细笔飞快地将文件内容过录，然后将它们藏在鞋底里，扔掉字典继续前行。
随着离红都瑞金越来越近，敌人的盘查更为严密，而且山高谷深，再以教书先生身份出现会有破绽，怎样才能确保情报送到党中央手中？项与年边走边想，觉得还是装成一个乞丐更为吻合，但自己一副文质彬彬的儒雅模样相去太远，必须设法改变自己。他又在路旁找了处隐蔽的地方，毅然用砖头敲掉自己的4颗门牙，巨大的疼痛袭来顿时昏倒在路旁，过了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他挣扎着又继续赶路。在敌人设置的又一个关卡处，凶神恶煞的哨兵瞪大眼睛盘问：“你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他谎称自己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不但没给反而放出恶狗来咬，慌忙奔跑中跌倒时摔的，敌军信以为真，痛快地让他过去了。
就这样，项与年一路上风餐露宿，饥饿了吃一口干粮，渴了喝一口河水，实在困了就倒在树底下睡一会，当发现路上没什么人时就疾步如飞。连日的奔走、极度的疲劳使他蓬头垢面，树枝和石子撕破了他的衣服和鞋，加上缺了牙的肿嘴巴，真真切切地如同一个乞丐，没有人愿意再多看他一眼，从而得以顺利地越过一道道关卡。
经过无数艰难险阻，这封系着一个国民党员、三个共产党员和八万红军生命的绝密情报，终于经项与年之手，交到红军最高“三人团”领导核心之一的周恩来手中。在这之前，中央已经收到从莫雄处发出的电报，在见到项与年面交的“铁桶合围”计划具体内容后，更加坚定了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决心。10月16日也就是在蒋介石的庐山牯岭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中央红军赶在敌人的“铁桶围剿”包围合拢之前，神奇一般地成功跳了出去，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红军殊死拼搏突破敌人层层封锁线的途中，毛泽东曾不胜感慨地喟叹：“我们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对于曾经患难与共的朋友，共产党人没有忘记。1949年广州解放，叶剑英受命南下主政，毛泽东亲自嘱咐说，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一定要找到他，一定要安排他工作。1956年国庆，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特意指派已担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的项与年，专程去接已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的莫雄，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活动。李克农专门为他在王府井帅府园设宴，叶剑英元帅也在家中宴请，称赞他当年的这一功劳。其时与项与年一起参与此事的另两位共产党员刘哑佛、卢志英，已不幸于1939年和1948年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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