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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编辑

2002-08-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我是从1994年12月开始学着写稿、投稿的。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为黯淡的一个雨季。因为要确保有足够的经济供上大二的大哥和刚踏入重点高中大门的小弟能顺利地完成学业,那年9月,我是悄然撕碎重庆某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瞒着家人偷偷跑到上海打工的。面对求职无门,打工无路的窘境,从未出过远门的我这个山里娃在走投无路之际,在一个至今不知名的好心老人的介绍下,在浦东的一个建筑工地上终于觅到一份打杂的工作。独处异乡的孤独与寂寞、异常强烈的求知欲望与狂热的倾述欲望终于促使我拿起笔写下自己打工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对亲人、朋友、老师的深切思念,并试着将这些拙作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投给较为熟悉的《中国青年报》、《家庭》等刊物。

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的一天,因下雨,窝工在家的我居然在百无聊奈的孤独中收到了《中国青年报》编辑董月玲老师的亲笔来信。在信中,她不仅赞扬了我流畅的文笔,感情的自然流露,还就我投给中青报的文章一一作了改动建议;随后又接到《家庭》编辑部的来信……

老实说,正是以上两封来信坚信了我对生活的选择,加强了我对自学写作的信心。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先后辗转在广州、深圳、海南、浙江、湖北等地打工,也先后给《知音》、《深圳青年》、《重庆晚报》、《重庆商报》等刊物写过大量的稿子。如果真如张先生所言,那么,仅凭我投稿时所用的“××工地××组”之类的地址,《知音》的何军先生、《深圳青年》的郝天丽小姐、《重庆晚报》的林文先生、《重庆商报》的沈莉女士等编辑,就完全没必要刊发一个为生计而被迫四处流浪的“打工仔”的狗屁文章(因为我的很多文章都是经过他们的精心修改后方才见报的)。

特别是近两年来,随打工生活的锤炼及对众刊物用稿规律的进一步熟悉,我用一个又一个“临时地址”不仅在《当代青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重庆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而且获得了《当代青年》霜叶、《新女性》张黛芬等编辑的更多指正与赐教。这其中,尤为让我感动的是《商界》杂志的杨品先生和《销售与市场杂志的》曾立平编辑。众所周众,《商界》是财经类月刊中的“大哥大”,《销售与市场》是营销类刊物中的“领头羊”。因考虑到这两本刊物在期刊群中享誉甚隆、门槛太高,所以,给他们投稿时我并未抱什么希望,但随后的事实却让我不得不相信了这样一个现实:越是这样的刊物,越肯对读者和作者负责——接到我的稿件后,《商界》的杨品先生不仅三次前往我所打工的地方采访我,帮我拍照,而且还在今年第4期的“个性商人”栏目推出了为我“定做”的,题为《一个人的战斗》的专访;《销售与市场》的曾立平编辑接到稿件后,当即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稿件收到,正在处理。而后,又在第二天打来长途电话告诉我所投稿件应从哪些方面作大的改动;哪些方面作小的改动;压题照片怎样发电子邮件,照片发多大的等等。为确保我的“修改”一次成功,当天下午下班前,她又通过电子邮件专门给我发来几篇题为《创业需要诚实与爱》、《如果你在寻找投资人》、《我的高科技创业哲学》等几篇已在该刊刊发过的“范文” 给我,让我深入领会后照着改。今年3月下旬,该刊刊发了我那篇题为《要么遵守“游戏规则”,要么出局》的文章后,她又立即打来长途电话问我是否仍在投稿时的那个地址所在的公司上班,以便给我寄发稿费和样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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