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营销？美国著名的市场营销学者尤金·麦卡锡指出：“市场营销是指买方市场条件下的一整套引导思想、货物及劳务从生产者流转到消费者，有效地实现各种不同的供给能力与各种不同的需求相适应的策略与方法。”根据这一定义，可以分析认为，买方市场条件下的现代营销观念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理念上是消费者导向。生产者的全部活动要以市场需求作为出发点，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中实现自己的目标；运作上，营销是系统概念，它绝不等同于那种仅在流通阶段才发挥作用的推销，它要求从产品的设计、开发，到产品的加工制作直至产品进入流通都应有从消费者需要出发的明确的、一以贯之的市场“卖点”。
具体到出版实践中，如果是办一张报纸或一本杂志，首先要考虑读者是谁，广告客户是谁，如何为他们服务；如果是出一本书，首先要考虑目标读者是谁，他是否有这样的需求，同类读物的竞争情况，根据目标人群的年龄、社会心理和经济能力确立价格和装帧；然后考虑通过什么渠道让设定读者获知新书信息，如何铺货，用什么办法引导购买；如何根据读者需求添货和修订完善图书，维持读者对出版社长远的信任。凡此种种，都是营销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讲，营销对出版业来说绝非陌生。每年的选题论证，林林总总的定货会，花样翻新的广告和新闻发布会、名人签售演讲、学术研讨等等，都是营销的不同方式。但将营销作为一个系统概念导入出版社工作，是近年的新生事物。从营销的概念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出版社的营销部门应该是承担出版社的创意、市场论证、联接决策层、编辑、印制和发行、公共关系、促销等业务的综合枢纽部门（没有部门建制的出版社应当是有形成营销能力的机制）。
另外，图书作为特殊商品，在营销上是否有市场规律以外的特殊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关于传播营销的论述，对出版业富有启示意义。他说，传播产品（包括图书）既然是一种商品（尽管它是一种特殊商品），在买方市场越来越成为一个明显的现实的情况下，要想为社会所接受，大众传媒的“生产者”就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按照营销学的思路来组织、设计和制作自己的传播产品。他说，很多人一提到传播产品是一种特殊商品，更多地强调的是它的特殊性，其实，它既然在总体类别上属于商品的范畴，那么，它与一般商品的同质性便无疑是主要的方面，它的生产和交换无疑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遵循市场规律。这一点无论你在理论上是否承认，它在现实的传播实践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作用。
选题：从营销角度出发，考察选题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读者需不需要；发现需要并且满足它，就会带来商业上的成功。
从今年8月中旬开始，一本名为《登上健康快车》的图书在王府井书店销售十分火爆，1个小时销售1000多册，一天销售了一万多册，上架两个星期销售近20万册。这让出版该书的北京出版社措手不及，更无暇考虑全国的销售。
实际上，了解这本书内容的人可能对该书的销售情况有所预计——这本书包括洪昭光教授的“让健康伴随着您”，胡大一教授的“打造健康从心开始，从动做起”，向红丁教授的“远离肥胖和糖尿病”。其中“让健康伴随着您”在出版之前的民间手抄本就有68种之多，早已传遍大江南北；所谓健康的4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戒酒、心态平衡；“一二三四五”、“红黄绿白黑”早已成为老百姓琅琅上口的健康口诀。所以北京晚报一报道三位医学名人要去签售，王府井书店早已爆满。
当然，我们还应当从中读出更多的启示，那就是在社会财富急剧膨胀，人心浮躁，医疗改革迟缓氛围中，数量日益增大却在日益被边缘化的离退休老人们的需求。每个周末的早晨有多少老年人登香山，每个夏天的晚上有多少老人在小区扭秧歌，每个公园有多少老人的合唱队、票友团？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步入老年社会，老人们的需求正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日益增加。北京出版社发现了这种需求，把老年人对洪昭光健康报告的口碑转换为“一看就懂，一用就灵”的出版物，也就找到了市场。
在选题论证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是市场调查。在美国，由于研发的发达，各种数据库相当完备，一些市场调查可以按图索骥。在我们出版业中，则更多依赖从业人员的行业经验。
从营销学的理念看，保持对消费需求的敏感是企业保持创新能力和市场优势的关键，也是读者导向在企业行为上的延续。对周围环境麻木冷漠是营销人员创造力下降的开始，关心天下大事是文化从业者的核心素质之一。大量的阅读新闻和仔细的观察生活将为营销人员提供更多创意。也许作为一位少儿读物出版者近期可能对以下消息感兴趣：中学生最喜欢的社交方式之一是用q q和手机聊天，北京80％的中学生去过网吧，他们崇拜的偶像中企业家、科学家比例正在增加，F4和《流星花园》是中学生最喜欢的明星和电视剧，让孩子从高中直升外国大学已成为很多家长的选择，北京的文科高考状元好几次都在80中，北京四中允许男女生同泳从而解除异性神秘感……有没有您想要的信息，或许您可以从中发现一本《哈佛女孩刘亦婷》。
《哈佛女孩刘亦婷》是两年来最赚钱的选题之一，同时也是图书营销上的一个奇怪案例。它如今145万的发行量印证了广大的市场需求。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杨葵曾撰文描述其营销过程。他是从广东教育出版社《素质教育在美国》发现了市场需求，但他希望找到一个少一点理性，多一点做法的案例选题。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被美国四所名校录取的刘亦婷的妈妈刘卫华。于是，刘卫华事无巨细的描述了她对孩子的培养，杨葵和发行部门根据他们对目标市场的经验对图书进行了增删，然后以“素质教育的成功案例”来包装和促销这本书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所以说《哈佛女孩刘亦婷》奇怪，是因为出版社在这本书的营销从理念到运作都十分经典，但你只要阅读了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卖点绝非出版社营销中的一以贯之标榜的“素质教育”，而是早期教育和应试教育的成功案例。但是出版社就是把“才艺丰富”看作素质教育本身，把能被哈佛录取叫做素质教育的成功。令人慨叹的是，从市场和传媒的反馈看，出版社对素质教育的这种有偏差的理解与广大的望子成龙的中国父母们高度契合，读者们要的就是这样的素质教育，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市场获得了成功。
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纯从营销的角度看，《哈佛女孩刘亦婷》绝非成功。因为这本书无论其文本价值还是思想意义都脱离了作家出版社的整体品牌，与人们印象中的作家出版社形象相抵牾，是营销的大忌。但是，作为转型期出版社的一种现实的选择，其商业策略可以理解。
这句话的始作俑者是海南出版社的编辑苏斌，现在他是海南出版社的副总编。他对营销比较迷信，这源于《数字化生存》的成功。苏斌是学哲学出身，对理念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当1996年他通过台湾博达引进这本书时，书名叫《数字化世界》，他预计能印2万。他的发行人员说，可以发5万。他的宣传人员是个好玄想的家伙，说可以印20万。他花了几天时间刻苦攻读这本书，把书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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